一、九一八後的中共
內爭是國民黨的致命傷，日本明目張膽的武力侵略，更是至大打擊。但對中共而言，則均屬有利。江西圍剿因粵、桂軍北進而頓挫，瀋陽事變突起，國民黨愈無力專對中共。中共中央以抗日之名，大事鼓動。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電組織群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政府，驅逐國民黨軍隊。同日，通令黨員，謂此次事變，為帝國主義者反蘇聯戰爭的序幕，無產階級者任務為武裝保衛蘇聯，加緊組織，領導群眾走到直接革命鬥爭，反對日本的暴力政策，消滅國民黨政府，三十日宣言，仍將繼續反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否認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之說。十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十二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眾，聯合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同月，中共策動江西前線國軍孫連仲部約二萬人在寧都叛變，加入紅軍【註：中原戰後，孫連仲及所部三萬人投歸中央，調江西剿共。以官兵均北人，不習南方生活，遂生嗟怨。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為中共黨員。乘孫不在軍中，聯合旅長季振同叛變，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發布關於上海事件戰鬥綱領，仍不外同盟罷工，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並特別發佈告第十九路軍及工人農人書。是後政略戰略均取攻勢，號召全國工人聯合抗日，組織「抗日救國會」，擴大紅軍與蘇維埃區，先將贛江以東、以西的蘇維埃區，連成一片。三月，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圍攻贛州未下。四月，朱德的第一軍團東入福建，佔領漳州。同月二十六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再強調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府，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及農工紅軍。這時中央蘇維埃區的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萬，第一方面紅軍約七八萬人，鄂、豫、皖邊區的第四方面紅軍先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佔領湖北黃安，消滅國軍一個師。一九三二年二月，佔領豫南商城，四月，佔領瀕臨長江的鄂東薪春，圍攻皖西六安蘇家埠。五月及六月，連破國軍，俘官兵一萬五六千人，鄂、豫、皖蘇維埃區面積擴大至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二百餘萬，紅軍四萬餘人。同時湘、鄂、贛區紅軍四齣攻擊，湘、鄂西區紅軍重返洪湖，武漢外圍到處皆是紅軍。
二、鄂、豫、皖攻剿與第一支紅軍西走
中共謂「抗日必先反蔣」，決加緊推翻國民黨；國民黨謂「攘外必先安內」，決先剿滅「共匪」。平漢、津浦兩鐵路及長江航線為南北、東西交通命脈，武漢為中國心臟地區，均受到紅軍的嚴重威脅。蔣改變戰略，先定鄂、豫、皖，再平江西。上海戰事結束，一九三二年五月，蔣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以政治治本，軍事治標，動員二十餘萬，半數為能戰的中央軍。
國軍大舉進剿，出乎鄂、豫、皖邊區蘇維埃領導人張國燾的意外。七月，東線紅軍鄺繼勳大敗於皖北霍邱，損失三千餘人，無異斷其一臂。八月，西線紅軍徐向前與國軍戰於鄂東黃安七里坪，傷亡二千餘人。九月，國軍攻破鄂、豫、皖區的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豫南新集，再合東路國軍攻破皖西紅軍基地金家寨。張國燾、徐向前及政治委員陳昌浩決定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留徐海東於鄂、豫、皖邊區。是月，紅四方面軍一萬六千人自豫南出動，經皖西、鄂東西走。十月，越過平漢鐵路。鄂中的賀龍亦於七八月間為西路國軍所敗，放棄洪湖地區，先走鄂北、豫西南，復退湘、鄂、川、黔之交，豫，鄂、皖三省攻剿告一段落，為紅軍的一大挫敗。
紅四方面軍，初欲在鄂北立足，因國軍的攔阻追擊，傷亡慘重，竭力避戰，繼續西行。十一月，經河南西南境，進向陝西，逼近西安，以輜重盡失，冬令尚著夏衣，乃翻越秦嶺，南入陝南，準備據為基地，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國軍窮追不捨，紅軍進向四川。四川軍閥之戰方酣，川北為田頌堯的防地，惟恐國軍以「剿匪」為名，奪佔他的地盤，拒絕國軍入境。十二月，紅軍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里，所餘不足一萬人。翌年一月，佔領通江，這是第一支紅軍的長征。
紅軍入川之後，宣布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田頌堯對紅軍心存輕視，進攻挫敗。一九三三年三月至六月，紅軍盡有嘉陵江以東之地，兵力增至三萬人。八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南京派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大舉進兵，迄未得手。一九三四年八月，紅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十二月，北入陝南，謀打通川陝，未遂，再返川北。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六月，與自江西前來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於岷江以西。
三、江西後期圍剿
江西紅軍及蘇區為毛澤東一手創造，以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與總政治委員的地位，總攬黨政軍大權。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前敵委員會撤銷，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復代為總政治委員。周與國際派對毛久有指責。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擴大會議，商討對抗第四次圍剿戰略。會中批評過去毛澤東的措置不當，採取防禦主義，將紅軍帶至偏僻地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今後必須執行進攻路線，發展蘇區，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毛譏諷國際派只會背誦馬列教條，不根據實際情況及革命鬥爭經驗來決定政策。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為第三次左傾路線【註：瞿秋白時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為第一次左傾路線，李立三時代（一九二八至一九三○）為第二次左傾路線】，是後每一提及，猶有餘恨。事過四十年，尚斥陳紹禹等借國際力量，在全黨奪權，自己在中央毫無發言權。
寧都會議後，江西紅軍為策應鄂、豫、皖紅軍作戰，並與贛東北紅軍聯絡，與政府軍在贛東、贛中連戰四個月，互有勝負。一九三三年一月，蔣委員長親來督師。二月，紅軍繼續攻勢，陳誠指揮的政府軍遇伏受挫，折損約二萬人。三月，又有一個師失利。蔣因熱河不守，日軍南犯長城，離南昌北上，第四次圍剿停止。約在此時，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以環境困難，二為加強對中共蘇區的領導，總書記秦邦憲等前往江西瑞金【註：一九三一年六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由陳紹禹繼任。一九三二年初，陳赴莫斯科，秦邦憲代之】。
中共的戰勝，政治的原因不亞於軍事。政府軍經過三次失利，亦有此認識。第四次圍剿之前，蔣已訂定政治重於軍事的策略，尚未實施，中共已行先發。一九三三年四月，蔣復至南昌，準備第五次圍剿，「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推行政略，改進戰略，安撫組織民眾，嚴密對蘇區執行軍事經濟封鎖。軍隊所到之地，立即修築碉堡，開建公路，層層鞏固，節節進逼，步步為營，緊縮包圍，以困長於游擊戰、運動戰的紅軍，使其誘敵深入、集中擊破一方之技無從施展，然後尋其主力所在猛攻。對於蘇區的對外交通，徹底阻斷，使一切物資，不能進入，蘇區特產（如烏砂、樟腦）不能輸出。真正所謂「圍剿」，可說是自此開始。一九三三年底，贛中、贛南一帶構成碉堡二千九百座，碉堡與碉堡之間，組成一條火線。此一政策，實際就嘉慶年間官軍對白蓮教、同治年間曾國藩對捻亂的措施略加變通，不必是出於德國顧問的建議。
一九三三年二月，紅軍之所以採進攻政策，固由於過去的一再勝利，自信力倍增，謀突破國軍包圍，尤為重要原因。中共福建省書記羅明，認為敵人勢強，仍主採毛澤東的機動行動，必要時放棄若干城市，誘敵深入，加以殲滅。中共中央指為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發動反羅明路線，亦即反毛澤東路線。擊破第四次圍剿後，中共中央為對抗第五次圍剿，亦即對國軍的決戰，動員一切力量，不惜犧牲，「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以蘇區寸土讓敵人蹂躪。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分兵出擊，「兩個拳頭打敵人」，實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人李德（Otto Braun）的「全線禦敵」、「短促突擊」，打破敵人的「堡壘主義」【註：李德於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一九三三年秋進入江西蘇區。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尚有一九三三年初抵上海之傅利德（Manfred Stern）、艾維特（Arthur Ewert），亦均為德人，另有一俄人，二美人】。九月，國軍攻佔贛南黎川。十月，紅軍反攻，終不能攻下國軍的堡壘，被迫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的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一周後，莫斯科《消息報》指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毫無關聯，《真理報》謂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的鬥爭。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亦說，事變為國民黨的內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