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蘇接觸
列寧久已注意中國，辛亥革命後，更有興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時常發表有關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能走他的路線。獲得政權不久，即準備對中國有所行動。所採策略可分為二：一為正面的或公開的誘導中國政府，使中、俄關係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種便利；一為側面的或秘密的聯結中國的反政府勢力，使和蘇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蘇俄宣稱少數奴役亞洲的殖民地及勞動群眾的野蠻政策，必須徹底消滅，蘇俄準備派代表駐華，撤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七月四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翟趣林（GV Chicherin），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對華政策，包括放棄帝俄在滿洲的全部掠奪品及在中國的特權。北京均未理會，此非全由於顢頇，而是怕有違協約國的意旨，畏懼蘇俄宣傳過激主義。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已開始頌揚俄國革命。巴黎和會激起了「五四」示威、罷課、罷市、罷工，蘇俄利用這個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員加拉罕（Leo Karakhan）【註：加拉罕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年曾來哈爾濱，一九一○年被捕，釋放後去海參崴，又二年返聖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參加俄國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員】發出對華宣言，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惟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復友好，合力奮鬥。
此一文書遲至一九二○年三月始遞至北京，對於中國人民而言，認為是國際間亙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教育聯合會覆稱，願依所說的條件，恢復邦交，希望俄國人民再接再厲，作正義人道前驅。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感謝，亦主恢復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共同戮力於芟除國際的、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工人團體尤盼蘇俄給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導。報刊言論盛稱蘇俄公正、和平，所廢除的條約、拋棄的利權，皆為中國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時機切不可放過。北京政府則謂宣言果否可憑，尚屬疑問，斥主張承受者為謬妄。這種顧慮，不能說全無是處，蘇俄所放棄的是它無法享有的帝俄在華特權，以此為餌，再出以仗義執言的姿態，誘致中國建交，以便在華活動，打擊帝國主義國家。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樹錚正在進行收復外蒙，西伯利亞的白黨則謀製造外蒙獨立。加拉罕發布宣言的第二個月（八月），北京軍事代表張斯麟抵達白黨軍政中心鄂穆斯克，當與外蒙問題有關【註：張斯麟曾在日本學習陸軍，供職督辦邊防處，屬於段祺瑞派】。不久，鄂穆斯克為紅軍佔領，第二年（一九二○），設立遠東共和國，蘇俄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增強。六月，遠東共和國的代表優林（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邊境，要求來北京談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張斯麟及總統府外籍顧問辛博森（Lenox Simpson）、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前往遠東共和國，並於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賠款，皆為對蘇俄的友好表示。遠東共和國對於張斯麟等之來，極表歡迎，謂願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過去的條約。八月，優林抵北京時，段祺瑞業已失勢。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約，不再承認帝俄公使，均為優林的收穫。優林進而要求發展兩國商務，建立邦交，但拒絕中國所提的通商先決條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復乘白黨佔領庫倫，益多要挾。北京雖反對其出兵外蒙古，外交總長顏惠慶已正式予以接待，此為他的又一收穫。七月，紅軍進入庫倫，優林意氣愈盛，北京堅持撤退紅軍，爭執不下。復以華盛頓會議召開在即，遠東情勢將有變化，北京持觀望態度，優林的建交企圖，一時難成，於十月返國，下一幕由蘇俄接演。
吳佩孚推倒段祺瑞後，成為中外注目的人物。蘇俄對他尤感興趣，以為和中國建立新關係有望，吳不惟反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一九二○年八月，俄共駐海參崴的情報員維蘭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謂吳的勝利為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即將開始。九月，張斯麟到莫斯科深受重視，被看作吳的青年部屬，以為吳有意與蘇俄聯好，其實張和吳無關。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則，但已非無條件拋棄帝俄在華的全部掠奪物，更非慷慨的交還中東鐵路。十月，莫斯科《消息報》再刊出維蘭斯基稱頌吳佩孚的文章，蘇俄予張以自由通行及領事權。去年九月，張曾將第一次宣言報告北京，至是更為興奮，認為蘇俄基礎日固，海陸軍甚為整備，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復力反秘密與利用政策，完全以誠相待，事事公開。十年後勞農主義將風行世界，他願將蘇俄的真像介紹給中國。翟趣林在歡宴張斯麟席上致詞，盼中俄攜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寧親自接見，謂中俄將團結一致，促使帝國主義敗亡。
十一月底，張斯麟攜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見對於政府當局應有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機與蘇俄代表商談。十二月，蘇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K Paikes）到京，聲稱一俟中俄維持外蒙秩序的協定成立，紅軍即可撤退，並準備承認中國在中東鐵路地區的主權，蘇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經濟出口，中東鐵路可歸中國管理。中國急於解決的為外蒙問題，蘇俄所望的為中國對蘇聯的承認，而以外蒙問題相要挾。在爭辯最烈之時，「俄蒙友好條約」的真像外洩，中國責蘇俄食言，行為與帝俄並無二致，巴伊克至為尷尬。中東鐵路問題，因張作霖宣布東北自主，亦無從作深入談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改派的幹練而有經驗的外交家越飛（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對手為新任外交總長顧維鈞。越飛仍想先達成建交目的，顧維鈞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紅軍。越飛責中國縱容白俄，不允單談外蒙問題。顧稱中國對赤、白兩黨無所偏袒。越飛謂中國不應以均等手段對待，如不與蘇俄密切聯合，即不歸還外蒙。又說中東鐵路為俄人產業，須訂定經營辦法，加拉罕宣言並不影響蘇俄對該路的權益，亦非無償的歸還。中國不要以為宣言永久有效，除非中國不再漠視蘇俄的利益，蘇俄無履行宣言的義務。談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無眉目。越飛譏訕中國對赤、白兩黨的中立態度，應擇一為友。數日後前赴上海晤孫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飛的外交雖無所成，社交則頗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聞界展開宣傳，斥詆西方國家【註：越飛未提日本，因為他正準備赴長春與日本會談】，倡導中俄合作。此後的談話、演說，無一不是擁護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稱道中國民族的自覺。教育界開會歡迎，學術團體設宴招待，他亦邀宴國會議員、各界領袖，蔡元培致詞答謝。到上海後，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公告，旋去東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開。蘇俄要求改在莫斯科舉行，北京不允。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國際共管中國聲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蘇俄代表加拉罕到來，宣傳伎倆不弱於越飛，他的名字又具有魔力，聲言仍遵守兩次對華宣言列舉的原則，盼中國日趨富強，能自衛利益、主權，各黨派應一致抵抗各國對臨城事件的無理要求。對於北京大專學校教授，他贊成以俄國部分庚子賠款充作學校經費；對於廣州，他派有代表，但對於北京政府，則是另一態度。
負責和加拉罕談判的為中國全權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認蘇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張先解決兩國懸案，然後建交。北京大學教授全體支持加拉罕，王復恐加拉罕赴粵，答應了他的條件，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將中俄協定大綱議就草簽。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為不妥【註：巴黎和會時，王正廷與顧維鈞已有意見】，加拉罕嚴拒修改，限期正式簽字。內閣命顧接辦，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訂明恢復邦交、兩國懸案另行會議解決，廢除帝俄所訂各約，帝俄與他國所訂有損中國主權利益條約，概行無效，嗣後兩國均不得訂立有損對方主權利益條約，蘇俄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關於撤退外蒙紅軍問題及贖回中東鐵路條件，將來商定；蘇俄放棄在華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賠款、領事裁判權；兩國互相保證在該國境內不準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的機關團體的存在與行動，並互相承諾不作與對方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的宣傳。
協定成立後，北京各團體連日慶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亦均支持。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復與「東三省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