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曾受西方啟導、嚮往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留學日本及國內學生實居中堅地位。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變革政治，首須變革社會，變革社會，首須變革人心。消極方面，必須滌蕩違背時代的、保守的舊觀念、舊信仰、舊人生觀，亦即舊文化。積極方面，必須建設適合時代的、進步的新觀念、新信仰、新人生觀，亦即新文化。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再革命運動於是開始。
一、思想解放
辛亥前，留日學生數目雖減，但素質漸為提高。同時留學歐、美的日增，除由教會派遣及自費前往者外，一九○九年起，單是由庚子賠款資送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四百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清末留學歐洲的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紀》周刊（一九○七至一九一○），宣傳政治社會學說。民國初年，復有留法、留英儉學會的組織，一九一五年，改為「勤工儉學會」【註※】，再開辦「法華教育會」、「華工學校」，希望將近代歐洲的科學真理及人道主義輸入中國，可見其傾慕西方文化之切，與見賢思齊之心之熾。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粗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群起以應。
※註：蔡元培，二十六歲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九○七至一九一一年留學德國，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法國。吳敬恆即吳稚暉，二十六歲中舉，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留學日本，一九○三至一九一一年居倫敦、巴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再居歐洲。李煜瀛即李石曾，前清大學士李鴻藻之子，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兩度留學法國。一九一二年，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開始出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派遣，以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盛，總數約二千人。一九一四年留美中國學生有「勤工學會」，一九一六年改名「中國學生工讀會」，影響不大。
湘人章士釗曾留學日本、英國，宋教仁被刺時已知袁世凱行將帝制，繼之解散國會，修改約法，其事益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創刊《甲寅雜誌》，以闡揚民主憲政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認識。同年六月，留美學生發起「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以介紹科學技藝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學術的認識【註※】。這均是知識分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學術西化的最早活動。從思想上為掃除政治學術的障礙，奠立民主、科學的基礎而奮鬥的領導人物，應推陳獨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註：陳獨秀原名由己，字仲甫，獨秀是他的筆名】。陳為安徽懷寧（安慶）人，十八歲考取秀才，鄉試未中，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屬於維新派。戊戌變法後，傾向反滿，赴日本留學。一九○二年，加入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變為革命黨。一九○三年，因與鄒容等強剪湖北留學生監督的髮辮，被遣送回國，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出版《愛國新報》，與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愛國學社一氣。繼參加上海《國民日日報》，與蘇曼殊譯法人囂俄（Victor Hugo）的《慘世界》（Les Miserables）。約在一九○四年，主編蕪湖《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他是會員之一。一九○六年，執教蕪湖皖江中學，一九○七年，任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長，及安徽師範學校校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編《甲寅雜誌》，列名歐事研究會。一九一五年，痛心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為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凱積極進行帝制之時，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將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註：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陳獨秀始自日本回海，參加討袁活動】。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註：《甲寅雜誌》的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劍農、高一涵、李大釗。一九一四年歲次甲寅，因以為名。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有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楊銓（杏佛）、秉志、鄒秉文、胡適等，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科學》雜誌。一九一八年，總社遷設南京。除胡適外，餘分習化學、物理、數學、工商、生物，大都為康乃爾、哈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
《甲寅雜誌》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青年雜誌》或《新青年》則為主流或急先鋒。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謂「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細胞之於人身」，須遵新陳代謝之道，否則社會必亡，人身必死。中國社會將亡，惟有青年自覺奮鬥，視腐朽者若仇敵，排而去之，發揮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的思想，方可適於競爭生存。他希望今後的青年，第一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切操行、權利、信仰，斷不盲從隸屬他人，必須人格自由。第二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進則退。「篤古不變之旅，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旅，方興未已」，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差遲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寧忍過去的國粹消亡，不忍現在、將來的民族歸於削滅。第三為進取的而非退隱的，戰勝惡社會而不為所征服，超出怨社會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閉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第四為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國家存亡興廢半繫於內政，半受國外影響，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第五為實制的而非虛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學技術，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途，中國崇尚虛文，尊儒重道，無不與現實生活背馳，皆狂人之事，一文不值。第六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歐洲之優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權，一因尊重科學，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學法則定其得失從違。中國必須摒棄無常識的思想，無理由的信仰，以科學說明真理，求諸證實。「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學。
陳獨秀之所以歌頌西方文化，抨擊中國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勗勉青年為此兩大目標奮鬥，趕上世界潮流。專制與迷信為民主、科學之敵，必須首先排除。闢斥儒教是為發展民主政治，闢斥鬼神是為發展科學精神，而於前者尤不遺餘力。因為專制思想已根深蒂固，儒家學說為其最大憑藉，所以反對孔子學說特別激烈。他說中國民族之任人魚肉，由於喪失了強梁敢進的精神與抵抗力，強梁精神與抵抗力的喪失，由於專制君主之流毒，由於孔子學說之為害。自身幸福須以自力造成。國家為人民公產，人民應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為強有力者，「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憲政體的實現，全恃多數國民的自覺自動，不可寄望於他人的賜予。儒家所說的綱常名教，在維護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與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的共和立憲政治，絕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既行共和立憲政治，而仍遵舊有的倫理，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的特權，則法律的平等，經濟的獨立，被毀無餘。中國的迫切需要為尊重個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為中心，各自奮鬥，脫離附屬的地位，從事國民運動，始能養成多數人的愛國心與積極的愛國行為，實現唯民主義，國家方可得救。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為請政府於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陳獨秀連加痛駁，謂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緣，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教為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重視的為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他的倫理學說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違，如倫理問題不解決，其他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變。孔子教忠、教孝、教從，均為片面的義務，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設新國家、新社會，以求適今世生存，須先輸入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要鞏固共和，須先洗淨反對共和的舊思想。獨尊孔子等於湮塞人智，違反信仰自由原則，將導致君主專制。民國祀孔，不啻專制國家之祀華盛頓、盧梭。支持陳獨秀最力的為李大釗、吳虞【註※】。李大釗鼓勵青年衝決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舊學說的囹圄，揚棄「白首中國」，特立獨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說「耶穌生而猶太滅，孔子生而中國亡」。吳虞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