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昌起義至清廷遜位，在短短四個月內，三千年的中國君主政體一變而為民主政體。舉國上下對此前未之見的新情勢，既不相習，亦不了了，大都以為不過是由滿洲皇帝換了漢人總統，與歷代王朝的更易無大區別。革命黨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運用的藝術與經驗，僅有理想與熱忱，舉措往往不切實際。立憲派之病與革命黨略同，革命期間一度與革命黨攜手不久又分道揚鑣轉而依附實力派的袁世凱。袁昧於時勢、以舊政權的繼承者自居，一意圖謀鞏固地位，擴張權力，予智自雄，排除異己，不明共和為何事。對於革命黨，先之以欺弄，終之以摧殘。曾為效命的立憲派，同遭遺棄，民國僅存虛名。
一、黨派分野與政局動盪
民國成立，同盟會聲勢煊赫，莫之與京，攀附者爭先恐後。嚮義者固然不少，趨炎附勢者更眾。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組織改為公開政黨，以完成行政統一，促成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男女平權，厲行徵兵，整理財政，力謀國際平等，移民實邊為政策。除力謀國際平等、男女平權兩項較為富有新的意義外，原有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主張，變為空洞的國家社會政策。為便於與袁世凱聯好，曾有推汪兆銘為總理之議，未成事實，仍由孫中山任之，以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凡此者可見同盟會的妥協性。
同盟會為多種派系結合而成，內部久有爭執。和同盟會抗衡的立憲派，步調亦不齊一，大致可分為海外與國內兩支。前者由康有為、梁啟超領導，後者以張謇、湯化龍、孫洪伊、譚延闓為中堅。辛亥前二三年，華僑痛憤清廷的冥頑不靈，專事壓迫漢人，康、梁的保皇號召失去作用，傾向革命者漸增，辛亥革命軍起，加入同盟會者愈眾。梁自云：「海外吾黨，今止餘百分之二三。」康仍持保皇之說，梁則贊成共和。梁以未身預民國締造，較之張謇、湯化龍等，一時雖頗有遜色，但在立憲派中的聲望仍非他人所及。
首先脫離同盟會而別樹一幟的為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與張謇等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繼更名「統一黨」。湖北孫武亦別立「民社」，聲勢不小，一九一二年五月，與統一黨合為「共和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以保持全國統一，採用國家主義，以國家權力扶植國民進步，以平和實利立國為政綱，在臨時參議院中事事與同盟會對立，而為袁世凱張目。不久章炳麟派仍號統一黨，立場與共和黨並無大異。另一自同盟會分出而與立憲派有相當關係的政黨為「統一共和黨」。此外尚有性質相似的若干政團。純粹立憲派組成的為湯化龍、林長民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的「共和統一黨」，林林總總，大小政黨不下十餘，影響力較大的為同盟會，次為共和黨。
立憲派多認為康有為的主張已不合時宜，推梁啟超領導，重整旗鼓，有聯交袁世凱或與黎元洪派合流的兩種意見。梁傾向前者，袁亦樂於加以利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梁士詒奉袁之命，致電梁啟超，謂袁有意延攬，已託張謇向同盟會疏通。袁當選總統後，梁啟超來電祝賀，暢論政黨問題，謂革命黨中的感情用事者，斷不能與袁相合，對之既不可威壓，又不可阿順，惟有使立憲派與革命黨中的有政治思想者，成一大黨，收為已用。袁大加稱道，謂「所策皆至確不易」，盼他早日歸來進行。立憲派謀以共和建設討論會為中心，再合併非同盟會各黨，如共和黨、統一黨，黎元洪居其名，梁啟超居其實，爭取各省都督如蔡鍔、譚延闓、程德全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局不安，促梁返國運動益為積極，甚至蔡鍔、程德全、黎元洪請袁破格錄用。湯化龍認為時機已到，梁如歸國，可與黎元洪提攜，或合併各黨，或別造一黨使同盟會不敢輕侮，再取代同盟會的內閣。
上海和議之時，唐紹儀的態度已引起袁的猜疑。其後唐為促成袁與革命黨的合作，不惟加入同盟會，且曾勸袁南來，袁愈以為他與孫中山結納，別有所圖，楊士琦、楊度、趙秉鈞輩乘而謀孽。孫中山尚無意與袁爭一時長短，宋教仁則力主政黨內閣，人稱唐紹儀內閣為唐、宋內閣，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將順。袁不習於民主政治，左右又盡為舊日官僚及敵視同盟會的政客，袁、唐間的裂痕浸大。同盟會初欲假國會之力，以監督政府，使袁不得擅作威福。自共和黨出現，同盟會失去了對臨時參議院的控制。袁深知清室的迅速滅亡，由於外重內輕，進而謀收地方主權。此時他的勢力僅及於華北、東北，對於南方同盟會的都督固不能指揮自如，非同盟會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南京留守黃興，望高權重，有第二總統之稱，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因人成事的湖北黎元洪，形單影孤，革命黨人氣焰囂張，視黎蔑如，黎思結袁自保，袁復有意籠絡。袁以整頓軍務為名，命各省裁兵，不得自為風氣，阻撓侵越。黎承袁的意旨，主張軍務與民政分為二途，同盟會的都督力言不可。
借款不成，為清室被迫退位的另一原因。及袁當選總統後，軍費所需既鉅且急，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允於南北統一後供給，並應袁之請，先行墊付若干，附帶條件為此後墊款及善後大借款，須由四國銀行團優先承擔。袁再請墊款，銀行團要求監督用途，並不得向他處另借。唐紹儀以條件過苛，改向比利時銀行訂借。英、美、德、法公使指為失信，要求取消並道歉。唐不得已，允由銀行團承借。四國銀行團又要求借款開支須經其核准。遣散軍隊須由外國武官監督，唐不能接受。袁以唐將比國借款的大半付與南京政府，早已不滿，改命與唐不睦、籍隸共和黨的財政總長熊希齡與銀行團交涉，借款雖仍未商就，墊款則已成交。黃興連電責熊，共和黨進行倒唐，唐不安於位。直隸都督問題發生，更感難堪【註：直隸省議會請以王芝祥為該省都督，唐商得袁的首肯，表示同意。未幾袁藉口直隸軍人反對，背棄諾言，改命王芝祥赴南京辦理遣散軍隊，唐拒絕副署，袁置之不理】，遂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辭職出京，同盟會閣員繼之求去。共和黨、統一黨紛電詆唐蔑視職守，結黨把持，應組織超然內閣，袁即以外交總長陸徵祥為總理，以在臨時參議院發言不當，新提閣員悉被否決。北京軍警指參議院挾持私見，黎元洪責其違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為「奸府」，請袁便宜行事，盛傳將解散參議院。參議院迫於形勢，通過袁第二次提出的閣員，次日，即彈劾陸徵祥失職。陸稱病請假，由趙秉鈞代理，此為同盟會或國會與袁的第一次正面鬥爭，亦為袁第一次對同盟會或國會的脅迫。
孫中山將總統讓袁之後，決致力於國家建設，積極宣傳民生主義、實業發展、鐵路計劃。黃興亦請辭南京留守，示無割據之意。內閣問題發生，袁邀孫、黃入京，以期消弭政潮。同時從黎元洪之請，召武昌起義有功，而與黎積不相能的湖北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將校團團長方維北來，加以殺害，罪名是「圖謀不軌」，臨時參議院及黃興嚴詞詰問，袁為製造同盟會對黎的惡感，將黎來電公佈，使黎無以自解，死心相依。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八月下旬，毅然北上，黃興繼之而至。孫留京二十餘日，與袁會談十三次，希望袁作正式總統，十年內練陸軍百萬人，建築鐵路十萬里，袁即授以計劃全權。為使袁得以放手而為，孫、黃同意由趙秉鈞出任內閣總理。九月二十五日，袁發表八大政綱，謂係與孫、黃及黎元洪的共同協議，包括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產，建置鋼鐵工廠，提倡國民實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採地方分權主義，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早日獲得各國承認與借款。同日，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閣員多加入甫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算是國民黨內閣，國民黨願以全力贊助政府。
唐紹儀去職後，宋教仁認為同盟會的擴組與增強至為迫切。為爭取正式國會議員的多數，阻止梁啟超的大黨計劃，更有此必要。共和黨是同盟會勁敵，無法言歸於好，統一共和黨的幹部多為同盟會舊人，願於有條件之下與同盟會破鏡重圓。鑑於共和黨與袁世凱的勾結日急，同盟會接受了統一共和黨的要求，易名為國民黨，刪除政綱中的男女平權，改力謀國際平等為維持國際和平，改採用國家社會政策為注重民生政策，變總理制為理事制。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正式成立於北京，除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外，並加入了三個小政黨，孫中山任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等為理事。另有參議，列名者有各省都督，如胡漢民（粵）、柏文蔚（皖）、李烈鈞（贛）、閻錫山（晉）、譚延闓（湘）、尹昌衡（川）等，黨員中熟悉西方政治的固有，官僚政客亦多。此事係宋教仁一手促成，孫中山就請他代理理事長。
約在同盟會擴大而成為國民黨的同時，共和討論會亦與共和統一黨等政團商定合為民主黨，梁啟超的大黨希望頗有實現可能。袁世凱與孫中山、黃興達成協議後，並想將梁啟超收入彀中。一九一二年十月，梁與袁獲致諒解，由日本返國，袁禮遇有加。梁自稱所受歡迎幾倍於孫、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