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政，始終以海防為中心。經過長期經營，多以為縱不能抗衡西方大國，要足以與日本相敵，而事實證明大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認為應改進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謂兵為立國之本的李鴻章亦稱道日本各項政治日新月異，中國亦宜於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國人才無教，學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並不能轉移大局。在他當權之日，尚不克大有作為，此時更不待言。翁同龢為光緒的近臣，對於新學西政，所知無多，但不失為有心之士，盡力啟導光緒的政治觀念，光緒十九歲時（一八八九），翁為講說聖賢治績，不必盡同，特進呈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謂為最切時宜，勸他留心洋務。一八九一年，光緒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湯震的《危言》、陳熾的《庸書》進呈，並讀《泰西新史攬要》，翁盛稱他英爽精明。翁接觸過不少維新人物【註：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頗賞識他們的才學，承認變法的必要。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主變則一。他說：「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非要，西政為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註：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要。作全面推動的為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為。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為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為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為開端，惟有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為法。「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為偏安，無能為計。」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為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為，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為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此地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法律官制為先」。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為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准其具摺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局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舊佈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遊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宋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梁啟超再合各省舉人上書，可說是第二次的公車上書。康開「保國會」，講保國、保種、保教歸之於變法。各省類似的自保會，繼之成立。一言以蔽之，變法維新的動機是為對外自保。守舊派雖加攻詆，光緒則謂「會能保國，豈不甚善？」
二、百日維新
維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獲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當支持與光緒的同情，聲勢似乎頗壯，但阻力亦屬不少。榮祿及軍機大臣剛毅，對康有為極為痛惡，飽經事故的恭親王態度消極。翁同龢以頻頻受劾，不敢積極主張。五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卒，康促翁及時而行，翁反希望他離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為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摺請明定國是，力行維新。光緒下了最後決心，以去就爭。他告訴慶親王奕劻：「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允不過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緒命翁擬變法上諭，十一日正式頒布。略云：「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便之才。」「百日維新」於是開始。
國是詔下，維新派為之歡騰。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君臣一致認為非盡變舊法與維新不能自強。康說，近年非不言變法，然只是局部的變，是變事而非變法。變法須先將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對於守舊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關變法之事，可特下詔書，使守舊大臣無從駁議。中國大患在民智不開，八股試士必須廢除，並論到籌款、築路、練兵、興學、譯書諸事。光緒對康本欲重用，為剛毅所抑，僅命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動之下，百日之內，變法的奏摺紛上，上諭日或數頒，大致可歸納為四類：
一為教育學術，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問題。國是詔發布之日，首命舉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設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宗室出洋遊歷，挑選學生赴東洋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試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停止朝考，殿試後即可授職，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派梁啟超辦理。頒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命保薦精專製造、格致人才，印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及張之洞的《勸學篇》。
二為經濟建設。康曾謂西人「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必須講求富國養民之法，以工商立國。以往的製造企業為官辦，率多偷減，敷衍欺飾，今後應「縱民為之」。本此原則，詔命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分局。廣設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訂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洋農學各書，採中西各法，切實開墾。獨立開闢地利者，給予特賞。頒製器、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就各地物產設立工廠。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弛八旗經商之禁，命習士農工商。訂開屯徙戶，計口授田新章。
三為軍事。改練洋操，挑留精壯，裁空糧，節餉需，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準備舉辦民兵。定興造槍砲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四為政治。最重要的為變革機構，提高效率，廣開言路。見諸命令的為刪訂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與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其餘應裁文武各缺，均分別詳議趕辦。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京師報館，準報紙臚陳利弊，據實昌言，一律呈覽。每年出款入款，分類列表，按月刊報【註：康有為想像中的與計劃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定立憲，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不分，皇帝親統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遷都上海，以為新京。據他說，軍民合治以下諸事，已得光緒的同意】。
九十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德佔膠州灣後，英、日開始分向劉坤一、張之洞遊說，日本更為積極。兩年以來，劉、張對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為英、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