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已逾三十年，時間不為不久，結果證明全部破產。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為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恭親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總綰軍機處與總署，當政二十四年（一八六○至一八八四）。李鴻章在疆吏中權高勢隆，歷任巡撫總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間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至一八九五），為新政的實際計劃者及執行者，更是成敗所繫。初受知於曾國藩，因工於謀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細」見稱。復以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煊赫一時，曾國藩又說他「拚命作官」。不過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貴，缺乏恢宏抱負、遠大器識，於國家全局、人民福澤，未能遠慮慎思。
李以軍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槍之力，此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為第一的觀念所自來。抱此見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謀國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動機，在平內亂、禦外侮，但一開始即有輕重緩急之別。恭親王曾說，太平軍為心腹之憂，英、俄各國為肢體之患。換言之，平內亂為第一，禦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復，大亂敉平在望，各國對華夏採協和政策，一時海不揚波，清廷的自強熱忱隨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灣的刺激，自強運動再起，雖仍不外強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強，則「不獨東人（日）無慮，即西人亦無覬覦地」。不久事實證明，兵並未能強，原因又復安在？恭親王說，是因為以往十年，「並無自強之實，從前事情，幾於日久漸忘。……屢經奏請籌辦，而歧於異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他殷望此後「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侮之計」。舊勢力之排斥新觀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國一千年來的道統、治統思想與種種根深柢固的積習，如欲使其頓然改易，徹底破除，尤屬困難重重。然亦非絕不可能，全係於最高當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識、定見、公誠無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國權力的為一無知多慾而陰狠的慈禧。
恭親王的措詞，尚有若干涵蓄。李鴻章則明白指出，太平軍平定之後，清廷最感不安的為地方勢力的增強，處心積慮，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憤慨地說：「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採無根浮言。」又謂中國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並力。中國朝廷無人，誰作主張？朝議不定，早作晚輟。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國強，更恐大權旁落，尾大不掉。恭親王無權無勇，尚屢遭譴懲，以至罷黜。李鴻章手握重兵，屯駐近畿及黃河、長江下游，各大兵工廠以及輪船、煤礦，亦無不由他控制，與外人復頗相得。西人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時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時，他們說他將自立為帝，光緒繼位之初，又有他謀自建王朝之說。他的實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問題發生，他與朝廷的意見不合，西人推波助瀾，謠傳他將與戈登進軍北京。戈登雖然否認，然亦承認歐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國皇帝。報載俄人如佔領北京，李必應允俄人的條件，俄人必擁李稱帝。曾出使德國的通政司使劉錫鴻劾他跋扈不臣，儼然帝制，假外援以窺神器。詔責其信口誣議，加以處分；但慈禧愈不能無動於心。中法戰後，更有人請置李於死，可想見他的處境，不免憂讒畏譏。即使他於自強之道，有真知灼見，亦不敢多作主張。
李自始即認定如能強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再三說以西洋政教風俗善良，官民相與講求，臻於上理，國以富強。日本有見及此，在英國的日人，大都學習律法、經制，學兵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家國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民氣常鬱結不能上達」，必須使「吏效其職，民輸其情，……群懷踴躍之心，以供國家之用」。簡言之，欲圖富強，應革新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發揮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擁護，始克有成。李仍謂兵為立國大端。他亦曾興辦學堂，派遣學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終不離軍政、製造。留學歸來的嚴復、馬建忠對於西洋富強原因，亦均有認識。嚴復主持北洋水師學堂十餘年，自言「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馬建忠只是受命辦理交涉，均無裨於李的自強觀念。他亦非不知學堂、博物院之應開辦，時文小楷之當廢，此不過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於軍事之外，別求其大其遠者，亦斷不得以行。他又說，自強之難，事之不易猝辦，由於「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設防，猶畫餅也」。人才繫於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歸咎朝廷，其他困難則多來自中央。慈禧在財政上藉口經費支絀，同時又假新政之名籌款，從中分肥，以供揮霍。在輿論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詆，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鴻章有恩怨及利害衝突之人，加以阻撓。與李名位相當的左宗棠，意見往往與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縱，以分其勢，其他督撫亦非盡以李為然，未必合作無間。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強路線而論，各種事業的本身弱點，亦復不少。人事、設備無一健全。經營不善，技術不精，原料不給，以致產品惡劣，式樣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辦廠局的主管，有為有守者少，把持營私者眾，恣意侵蝕，濫用人員，掛名分肥。官督商辦者或官商合辦者，亦無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歸於總辦、會辦輩，商人視入股為畏途。間有自好之士，又絀於才學，不明工藝，諸事依仗所僱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僅一知半解，而又專橫自是。馬格里主持的金陵製造局，所鑄大砲，在大沽口兩次演放爆炸，終不認過。日意格之於福州船廠，密妥士之於天津製造局，無不獨斷獨行。所用洋匠，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詳，事事一成不變。所購機器，陳舊不堪，一聽洋員矇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購自外洋，既不經濟，復不可恃。開平煤礦雖解決了燃料問題，鋼鐵木材仍須進口，平時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戰時勢必有斷絕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槍砲，大半購自各國；即對內用兵，如左宗棠之於西北，同樣須由海外置辦。產量無多，為一原因，中國自製終不及外國之利，為又一原因。英國國會議員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謂機器局所造為無用之器，只便各督撫之私。李鴻章亦說船廠徒增糜費。
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為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為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為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為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為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為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為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為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為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持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