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國的新舉措
海運大開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觸已兩世紀，彼此互感不滿。中國雖無調整之意，英國則已不耐，認為非變不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固待開擴，原料亦須爭取。同時交通革命方興未艾，火車開始行駛，輪船利於致遠，自歐洲東來時間縮短，一時雖不能大量使用，要為時不久。制海權業已掌握，軍備日強，印度早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佔領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新加坡，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在在使英人不安於現狀。地大物博的中國門戶必須進一步地打開，中西的關係必須修正，無論中國是否情願，已是勢在必行。
過去英國的東方貿易，由倫敦商人組成的東印度公司獨佔，利益歸其獨享。當英王給予特許狀時，尚無大異議。十七世紀末年，漸不受尊重，十八世紀曾遭抨擊，印度的散商（港腳商）同聲應和，主張自由貿易。因工業革命而新興的英國工商城市，反對公司尤力，經濟學家亦高唱放任論。一八一三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仍保留對華貿易特權。新興的工商城市繼續指責公司業務未能適應新工業產品的銷售，近年對華商務停滯，而採行競爭制度的美國，一八一八年以來的對華貿易額則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廢止後，十五年間，貿易額提高三倍，馬來海峽提高四倍，凡此均為獨佔制度為害的明證。公司辯稱，對華貿易之無大進展，是因為廣州公行的壟斷，中國口岸的限制，和苛索與重稅，如果施行自由貿易，中英糾紛勢將益多。這些理由並不能緩和各方面的情緒。一八三一年，國會改選，工商業城市獲勝。一八三二年新國會通過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廢止公司的在華專利權，所有英國臣民均得於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經商，設商務監督於廣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職權，管理在華英商，並有裁判權與徵稅權。
在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商務監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對華關係。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公司董事會與駐粵大班主持，事事以商業利益為前提，今後則歸於英政府與商務監督主持；除了商業利益，尚須顧及國家的地位和監督的身份。換言之，今後中英的關係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漸轉為全面的。
英政府的政策，仍為協調的、緩進的。英王頒給律勞卑的敕令，要他採取和善態度，勿激起中國人的猜忌憎惡，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保持彼此的友誼與諒解，調處中、英間所發生的爭執。如須致文中國官府，應和平謙恭，勿大言恫嚇，非不得已不可使用武力。如中國法律公正，英人應當遵守。外相巴麥尊（HJT Palmerston）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謹慎將事，不可危及現有關係，裁判權勿輕於行使，除非遇到非常事變，兵船切勿進入虎門。但同時又要協助英人的合法經營，盡可能將貿易擴展到廣州以外地區，覓得沿海地方，以便海軍使用，設法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尤盼與北京中央直接來往。到粵之後，應先以書翰知照兩廣總督。可見律勞卑的任務絕不限於單純的商務，實兼負政治革命，儼然是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的外交官。今後如何行使他的職權，如何使中國承認他的地位，既不至觸犯中國的現行章則，復能改善中西的關係，推進英國的在華權益，似非一簡單的問題。
二、平行往來與舊章遵守
當兩廣總督李鴻賓得知東印度公司行將散局之時，曾於一八三一年傳諭大班，寄信回國，「仍派曉事大班來粵，總理貿易」。第二年盧坤繼任總督，復有同樣表示，律勞卑的派遣，多少與他們的要求有關。不過他們希望的為大班而非監督，更非一位外交官。監督的設置與人選，事先均未徵求中國的同意，不能不說是英政府的疏忽，亦可說是對中國的藐視。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勞卑抵達澳門。盧坤知道他係為查理貿易而來，身份與大班不同，七月二十一日，命行商轉告，「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至貿易事宜，如有應須另立章程之處，亦應由行商詢議，稟請具奏遵行。他並非完全拒絕律勞卑前來廣州，亦非絕對不準改變舊章，而且準備商談兩國的新關係，不過他須請示皇帝，因為他無決定之權。
先一天，律勞卑依照巴麥尊的訓令，備好了一封致盧坤的書信，全銜為「大英國正貴大臣、水師船督、特命總管本國貿易人等、正監督、世襲侯爵」，說是奉「大英國恩主特命」，有權治理來華英商。東印度公司貿易業經止息，盼能早日到衙拜會，將有關「更改事理」，和他的任務解明，「代奏皇上聞知」。七月二十五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
律勞卑離澳門前，當然已接到盧坤的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行來省，殊違定例。盧坤念其初來，不加深究，仍責成行商查明傳諭，令於查理貿易事畢，即行回澳。同時再度申明，「事關創始，應候恭摺奏明」。投書一事，以「天朝大臣，例不準與外夷私通書信」，何況律勞卑復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盧坤的立場，並無不合之處，律勞卑「聲言伊係英國監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後一切事件，與各衙門文移來往，不能照舊由洋行傳諭，伊亦不能具稟，只用書文交官傳遞」。這就是雙方爭執的焦點。
盧坤不願問題僵持，反覆開導。律勞卑態度堅決，概不置理，並報告倫敦，主以武力壓迫。八月二十六日，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英商不必以封艙為慮。十日之前，中英貿易已實際停止，現在盧坤益認為律勞卑是「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肅國體而懾諸夷？」九月二日亦發出佈告，斥律勞卑「妄自尊大」，「愚昧無知，難以理喻」，「自絕天朝」，正式封艙，撤退夷館買辦、通事、僱役。律勞卑立召兵船進口，轟毀虎門砲台，二次佈告，詆盧坤不義、暴虐，引起爭戰。「大英國主，權能嵬嵬，版圖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屬廣汪，土產豐盛，大清國亦非能比權。有勇猛兵卒，集成大軍，所攻皆勝，亦有水師大船，內有帶至百二十大砲者，巡弋各洋，並中華所未敢駛到各海，亦無不到。請督憲自問此，吾大君主有恭順何人之意耶？」試思這是何種口吻？事既至此，盧坤雖不欲啟釁，亦不得不調兵增防，並於英兵船到黃埔之日，即九月十一日，再諭行商，轉告英商，平情論理。對律勞卑雖仍有斥責，語氣尚屬平和，謂中國向以「情理服人，不尚武力」，現在律勞卑令兵船闖入內河，放炮拒敵，傷擾兵卒居民，恐非英商與散商之意，希望律勞卑改過自新，遵守舊制。英商不願貿易久停，與行商共事調解。九月二十一日，律勞卑及兵船離開黃埔，盧坤算是挽回了面子，中英貿易隨之恢復，一幕爭執暫告段落。律勞卑告訴英商，將來有一天必以武力湔雪這次的恥辱，使中國尊重英國官員，其憤懟可知。
盧坤與律勞卑似均無不是，癥結在彼此的歷史背景不同、立場不同。盧坤不了解西方，律勞卑亦不了解中國，各執己見。盧坤只求維持現狀，絕無生事之心；律勞卑定要改變現狀，至少自盧坤看來，其言行近乎挑戰。廣州封艙之後，道光曾諭知盧坤，「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兵船進入省河後，仍囑其不可張惶，肇啟邊釁。律勞卑及兵船退去，盧坤請釐剔海關弊端，道光亦命整飭貿易，杜絕苛擾，使夷情悅服。雖尚未觸及問題的根本，要可見中國方面對中英關係的看法。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至澳門，竟至不起，正監督一職由前任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中國通、副監督德庇時（John F. Davis）接任，改採消極的靜默政策，以俟政府的指示。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但是廣州的散商不以為然，聯名上書，請派遣全權代表，率領砲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一八三五年初，德庇時去職，羅賓臣（George Robinson）繼之，態度與前任相同，英商不服。一八三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
義律謀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待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來省城，管治英國商賈、水梢。經鄧廷楨奏准，「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一八三七年四月，義律至廣州，鄧廷楨拒不與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許遞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來粵，義律復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與馬他倫平行往還，遭原封退回，義律的嘗試亦歸失敗。中英間政治性的國交問題，相持不下，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