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徵收課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一七二○年行商商准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
西洋貨船進口，多在六、七月間，出口在十一月前後，以便利用信風。進口時先由澳門同知撥給引水，代僱通事、買辦，出口時交出兩無蒂欠甘結，再由海關監督發給印照（紅牌）。進口收泊地點為黃埔，夷商將貨物分為股份，自行擇定行商，委託銷售，並代置辦所需貨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資本微薄，未能照數如期繳納課稅，因就中遴選殷實者，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但承銷夷貨的各行商於完納課稅，仍多觀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貨銀代墊。
夷商寄寓洋行之內，各國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賃屋開設，及商務繁盛，行商別於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稱為「夷館」。居住夷館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註：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不準攜帶眷屬，交易完畢，須退至澳門。一七五一年，禁令加嚴，如有番婦進口，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養生息，開盤踞之漸。
中西通商之前的關稅，係按貨「抽分」。十六世紀以後，改為輸銀，分水餉與陸餉。水餉一名船鈔，按船的廣狹大小為準，陸餉一名貨稅，視貨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屬正稅。船分三等，一等徵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二等八百八十兩，三等四百八十兩。貨稅大致為百中取二，或三、四。兩項合計，並不為重。由於海關人員的刁難勒索，夷商的實際負擔不止此數。每船所繳船鈔多在二千兩左右，所納貨稅超出正稅一倍，以至三四倍。當時歐洲貨物銷路不暢，夷船所載，大半均屬現金，每銀一兩須納百分之四的分頭銀，復以海關歲入，定有最低數目，名曰「正額」，超過的名曰「盈餘」。設關之始，正額時有不足，一再核減。其後盈餘增加，常超出正額一倍，雖由於來船日多，亦與政府的獎懲政策有關。正額固須如數，盈餘亦不得短少，否則議處，如有溢額，按數議敘。稅吏為顧考成，不免濫徵。十八世紀初年，粵海關正額每年不過四萬餘兩，盈餘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後盈餘亦列入正額。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規禮」，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件，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準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後不準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的呈文，逕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為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佈。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約」，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為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為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為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為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夷傳遞書信；五為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饋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公辦夷船，眾志紛歧，於公無補」，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稟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為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啟官」，怡和的伍家，通稱「浩官」。因經營不善，以致傾家破產者亦不乏人，負荷過重，為原因之一。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例須以珍奇之物獻於皇室及中樞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鐘錶、洋鏡、朝珠之類，和珅的難以數計的珍藏，大都由此而來，價款則歸行商賠墊。實物貢品之外，尚有現金（貢銀），每年五萬餘兩，如遇皇帝萬壽大典，須額外報效。軍需的捐派，為數亦鉅，所可知者，乾隆時的金川與台灣兩役，行商曾分別捐銀二十萬兩及三十萬兩。廓爾喀之役，復與鹽商共捐三十萬兩。所有這些支付，無非轉嫁於夷商。
此時期的債務糾紛，亦趨嚴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貨價、借領夷商銀兩，並未生效。這是雙方的責任。拖欠貨價，多由於每年夷商回國之時，將售賣未盡之貨，作價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銀兩，照複利滾算。日久本利累積，遂成巨額。借領銀兩多由於港腳商人，貪圖重利【註：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腳為country的譯音】，將款貸於行商，終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賒欠英商貨銀一萬兩，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還。一七七九年，另有兩行商因高利貸積欠港腳商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其中三分二為利息，英國派遣兵船強索，政府除將兩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償，於是有徵收「行用」之事，將本輕易售之貨，每銀一兩，抽行用三分，備作還債之用。日後貢項、軍需、捐派均出其中。貨物不論粗細，一體加抽，且不止三分。
關於兇案，一七七三年，一華民在澳門遇害，疑兇英人被迫交出處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鳴炮誤斃華人兩命，貨長遭受拘捕，英人武裝示威，中國派兵包圍夷館，實行封艙，卒將砲手縊斃，從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馬戛爾尼奉使的無成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廣州夷商所受的壓迫愈甚，糾紛愈多。一七八四年，砲手處死案使他們感到安全可慮，尤重要的問題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十八世紀末年，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逐年增加，利潤至大，同時又希望為工業革命後的紡織品推廣市場。一七八七年，英國政府決定援以往俄國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使，與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國對於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