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人東來
歐洲與東方往還，最早應為與地中海東岸及西亞的商務，以後漸及中亞及印度。至於是否與中國有過接觸，尚是疑問，即令有過，亦只是間接的。西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與羅馬間的絲道初通，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始趨開朗，但是困難重重。一以絲道所經的西亞、中亞地區，常為不相統屬的部族所據，缺乏長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權對於貨物通過，任意苛徵，多方刁難，甚至予以阻斷。三以運輸全賴畜力、人力，數量有限，運費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險，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羅馬領有埃及時，埃及與印度之間，已有商船來往。至一世紀，羅馬商人開始自紅海進向印度，再繼續東航，遠達交趾，遂至中國，此為二世紀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紀，中、歐間海上貿易不絕。元亡之後，一度中斷。十五世紀初期，鄭和西航，並不曾與歐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紀，始行重開貿易，此則出於歐洲人的主動。
以往中、歐間的海上通商，規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國海的航權先後操於波斯、大食及中國人之手，歐人無插足餘地。再者，由地中海東去，無論取道紅海或波斯灣，中間仍要經過一段陸路，歐人在此一地帶既無勢力，對於中國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鐵騎橫掃東西，深入東歐，震慄了整個西方世界，引起了歐人對中國的注意。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精神解放，觀念一新，好奇冒險的心理大熾。同時世界知識進步，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再視為神話。中國的豐富物產正為歐人所需，東方的黃金珍寶尤為所愛。地圓學說此時亦漸為部分人士所接受，東達「大汗之國」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經過回教徒所控制的近東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徑，打破回教徒的壟斷，避免他們的剝削。更大的原因是歐洲國家的力量的增強。以往歐洲人的東行，不論其為通商或傳教，多屬於私人的活動，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節，亦乏足夠的支持。十五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最後荷蘭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總望將亞洲人導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來自東方的武力威脅，並順利發展商務。蒙古時代的教使、教士，大都為此東來。海道大通之後，愈為積極。
航海技術與設備的幼稚，為十五世紀前歐洲人無法推動海外經營之另一原因。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對於自然現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態度改變，科學受到重視，一切均在進步中，不僅能製造堅固的巨船，技術設備亦隨之改善，天文氣象的知識愈趨正確，自中國西傳的指南針裨益尤大。火藥的輸入，復改變了他們的戰術武器，各種槍砲相繼發明，商船均係武裝，不僅可以自衛，且可威脅征服所至之地的國家人民。其後歐人之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印度、南洋，打開中國門戶，就是憑藉這種船炮。
十五世紀的歐洲國家首先致力於遠洋探測的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目的為通商中國、印度，而以獲得香料為主。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航，結果發現了新大陸，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進，結果發現了真正通往東方的航道。就當時對歐洲的商業利益與今後對中國的關係來說，葡人的貢獻與影響實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個小國，而地理位置則便於海上活動，它一再與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爭戰，熟悉非洲的地理。十五世紀中期，幾乎每年均有遠航隊前往，終於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後，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開通了歐、亞間的直航海道，採購不少印度的珍珠、細布及南洋群島所出的香料，利市高達六十倍。一五○二年，再度東來，獲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銳志東略，奪取波斯忽魯模斯（Hormuz），控制紅海口的商道，進而於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擊敗了壟斷歐亞間的海上貿易約九個世紀的阿拉伯艦隊，佔領了印度西岸的臥亞（Goa），設置總督，印度洋的海權大致入於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臥亞總督阿布奎爾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尚欲席捲整個印度洋與南洋。一五一一年攻佔了通往東印度群島的咽喉要道，馬來亞西岸的滿剌加（Malacca），繼而佔領美洛居（Moluccas），亦即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出產地。
葡萄牙的海上經營，係由國王主持，資本由他供給，貨物歸他支配。等到東來的葡人日眾，勢力愈擴愈遠，這般冒險家但顧私人的一時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為所欲為，國王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為葡萄牙不能長期保持其東方權勢的原因之一。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有史以來中國的對外問題均起於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明初，即十四世紀後期，始有來自日本的倭寇，繼之為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禍，亦隨之嚴重。及倭寇蕩平，而西方給與中國的威脅，反有加無已。
滿剌加為明的朝貢國，久為中國人商販之地，葡人佔領之後，得知了不少中國情形。遂於一五一四年（正德九年），東抵粵江口外，為歐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達中國。一五一六年二次前來，而以第三次的規模為大，葡船及馬來船各四支，由安德魯德（Fernāo Perez d'Andrade）率領，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於一五一七年至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明人稱之為佛郎機（Frangues），此為十字軍時代東方回教徒對歐人的通稱，為安德魯德擔任通事的大概是馬來的回教徒。
明代南海諸番，如非朝貢之國，不許前來廣州，如非貢期，亦予阻回。朝貢其名，互市其實，「私通蕃貨與進貢者混，以圖私利」者，亦頗不少。葡人以進貢為名，但事先未經明的許可，竟突至廣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狀貌奇異，「銃聲如雷」，「震駭遠近」。這是中國人初次聽到西洋的砲聲，見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張從其所請，有人認為非例。兩廣總督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因上奏請示。安德魯德退泊南頭，從事交易，皮利留於廣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將葡船所帶「方物」照值收購，貢使遣歸。皮利不肯即去，經回教通事的夤緣活動，卒於一五二○年進入京師。據說這位通事與明武宗十分親近。
南頭與屯門相去不遠，俱係瀕海關隘。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兩地造屋築柵，剽劫商旅，掠賣人口，自為中國所不能容忍。同時滿剌加亦來請援，明人對此敕封之國的見奪，不便坐視。責令佛郎機歸還滿剌加的命令雖未生效，屯門、南頭的葡人終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詳部署，招致習知葡人造船鑄炮的華人如式仿製，經過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兩次圍攻，獲得全勝，俘虜炮銃二十餘管。此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初次戰爭，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廣東之外，葡人曾到過閩、浙。屯門、南頭被逐，廣東通商停止，北來的葡人愈多，與海盜及倭寇相結，盤踞浙江寧波的雙嶼。初尚無越軌行動，一五四六年，葡人以債務為藉口，實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戰，葡人與倭寇聯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禍，亦於是開始。一五四八年，明軍攻破雙嶼，戰爭南移福建，再經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兩次激戰，閩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與福建紳民對於外人的態度完全相反，政府嚴禁通番，紳民則樂與為市。
自粵海葡人被逐之後，南海「應貢蕃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船貨不通」，廣東的經濟財政大受影響，公私皆窘。一五二九年從巡撫之請，詔命凡以往朝貢諸國，仍許照舊來粵，惟佛郎機不在其內。究諸實際，葡人並未絕跡，多居於澳門西南的浪白滘（Lampaco）島，上川島及下川島同為他們所居之地。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貢舶賄通官吏，許其寄泊澳門，每年繳納船課二萬兩。此後逐漸興建房舍，成為聚落，葡人乘機混入。一五五七年，一以金錢的運用，二以助剿海盜之功，取得同樣的待遇，數年之間，至者日眾。南海諸番自非葡人的對手，澳門遂為葡人專據，「歲規厚利，所獲不資」，「詭行異服，劍芒大砲，彌滿山海」。澳門為一半島，屬香山縣，如果葡人一旦擁眾而入，直趨廣州，將不可收拾。有人建議迫令撤屋，隨舶來往，最好予以剪除。雖未見諸行事，為了預事防範，因於一五七四年，在澳門香山之間的山基建立一座關閘，繼又添設香山縣丞，駐澳門前山寨（Casa Branca），專理民夷案件。一六一四年又與葡人約法五事，亦可說是中西最早的一個條約。終明之世，雖未許葡人朝貢，不過以後雙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視的為印度、南洋，中國居於次要。十六世紀末，葡萄牙本土為西班牙所併；十七世紀，其在東方的殖民地多為荷蘭、英國攘奪，葡人亦無力在中國生事。
清初沿海遷界，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