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註：馮桂芬語】；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註：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註：薛福成語】，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註：郭嵩燾語】，並未過甚其詞。
一、閎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方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略、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恥，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有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靬、犁鞬），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羅馬為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為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為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略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蹤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為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為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賓眾，月氏（貴霜Kusana）馬眾」，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為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為前秦、後秦，繼為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為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眾。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為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為中國文化，仍具有漢化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為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為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為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唐代為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拉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為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為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為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為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為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為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卹。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為番長。長安、洛陽亦為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為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麋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況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恥喪亡，王朝興廢，多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為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敝不遑，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為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慾，「人慾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為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曾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為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