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不要計較德國知識分子帶給我們的真正哲學思想，他們是否也計較整個民族的信用呢？我們能否說他們同時是「德國心靈」的作品？就我們習于思考的感覺而言，這些作品能不能成為一種象徵，譬如說，柏拉圖的理念狂，他對理念幾乎有一種宗教式的狂熱，這是「希臘心靈」的明證嗎？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確的？他們個人對整個民族而言是否有相當的異常，就像歌德無愧於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麥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即俾斯麥所謂的「實用政治」？也許我們的哲學家與「德國心靈」的需要背道而馳？簡而言之，德國哲學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學思想的德國人？
在此，我提出三個例子。
第一，萊布尼茨 獨一無二的洞察力，這個洞察力不僅使他比笛卡兒有利，同時也比與他同時代研究哲學的人都要有利，這種意識只是一種心象的意外，而並非其必需或主要的特質。因此，我們說，意識只不過是我們精神和心靈世界的一種狀態（也許是一種病態），而絕非世界本身。在這個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國人尚未盡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奧之處？有沒有任何理由認定一個拉丁人不會在這種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錯誤？
其次，讓我們回想一下，康德在詮釋過因果律之後，寫下了對疑問的批註，他並不像休謨 那樣，懷疑它的合法性；相反，他在這個意義重大的批註中，謹慎地界定其範圍，我們的注意力尚未脫離這些界限。
接著，再看第三個例子，黑格爾 那令人驚訝的打擊，當他冒險在傳授各類概念會彼此相長的時候，還並不擅長邏輯用法。歐洲的思想家由這個理論已可預見達爾文主義最後一項偉大運動，要是沒有黑格爾的話，達爾文便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凡人。在黑格爾首次將進化的決定性概念帶進科學革新中時，是否有任何原本就屬於德國人所有的東西？
是的，毫無疑問，我們在三個例子中都察覺到，有些我們自己的東西「被發現」或預測，我們為此感激，同時也驚訝；這三個原則中的每一個都是德國人的自我懺悔、自我諒解和自知之明當中最為細心的一部分。我們贊同萊布尼茨所謂「我們的內心世界甚為豐富、寬闊而且隱秘」的說法；不過，身為德國人，我們就和康德一樣，對自然科學知識的根本妥當，對一般可被稱為因果作用的事物都感到懷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們目前看來似乎沒什麼價值。
我們德國人應該都會像黑格爾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爾這個人存在，因此我們不把一切歸因於「是」，而歸因於意義更深、價值更高的轉化和進化，我們對「存在」這一概念的妥當毫不相信。這是比較特殊的事例，我們無意對人性邏輯，對邏輯本身，對唯一的邏輯讓步；相反，我們寧可相信這只是個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個。
叔本華的悲觀論，也就是說，存在價值的問題是否也屬於德國人，我倒認為不是。在這個問題之後，發生的事兒就可以預見；因此，一個心靈的天文學家可以計算出這件事將會發生的時刻，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學無神論的勝利，是全球性的歐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參與了儀式並分享榮耀。
反之，倒是德國人耽誤無神論的勝利甚久，並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險的境地，尤其是黑格爾，更使這勝利遲滯延擱，他企圖以我們的第六感「歷史感」，來說服我們相信存在的最後神性。
哲學家叔本華是德國第一個自認不變的無神論者，他對黑格爾的敵意由此可見端倪。他認為存在沒有任何神性，這是非常明了的，也容易證明，因此是毋庸置辯的事實；當他看到任何人對此感到猶豫或做旁敲側擊的刺探時，常會失去哲學的沉著而變得激動。
由此看出他那剛直的性格，他提出「絕對誠實的無神論」這個問題，便是歐洲意識最艱苦的勝利，也是兩千年來對真理訓練的一項驗收行動。最後，對上帝信念的那套謊言也就無法再繼續容忍下去了。
我們可以看出來，基督教上帝究竟獲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道德的觀念和誠實的理念，也日益嚴謹；無論付出的代價如何，基督教意識自白的奧妙，終究解釋並提升了科學的意識和知性的純度。將自然視為神的善與眷顧的明證，就是對自然的蔑視；以神性的理由來解釋歷史，就等於對世間道德次序和最終目的做證明。
以一個虔誠的信徒長久以來的態度，去解釋個人的經歷，每件事皆是天意，是神眷顧的暗示，是某些為了拯救靈魂而被計畫的要素，凡此種種已成過去，它已意識到要與之對抗，所有敏銳的意識均視其為聲名狼藉的和可恥的，同時也是虛弱的、衰退的和怯懦的，因此，我們不妨說：我們是優秀的歐洲人，是歐洲最勇敢的自我征服者的後裔。
當我們如此反對基督教的解釋，並蔑視其「意義」而認為那是虛偽的時候，我們便立即面臨到叔本華所提出的問題：活著到底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需要幾個世紀才能獲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華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諒，一個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協。
他所提出的問題，一如我們先前所言，以身為一個優秀的歐洲人、而非德國人的身份，或者德國人憑著對叔本華問題的了解，是否證明了他們與他內在的聯繫和關係，他們對此問題的準備，以及他們對此問題的需要？
叔本華提出這個問題時已經太晚了！在德國，有許多思想觀念甚至刊物興起，但卻仍不足以使我們決定支持這個更親近的關係；反之，有人可能把重點放在叔本華悲觀論中較為特殊的難處上面，就此而言，德國人顯然不曾把這個問題視為要素。在此，我無意暗示愛德華·凡·哈特曼這個人；相反，即使此刻對我們而言，他非常有先見之明，也無法祛除我以前的疑問；他自始便是個聲名狼藉的惡棍，不僅嘲弄過德國的悲觀主義，甚至還「遺留」一個事實，即在這個欺詐成風的時代，一個人還可以欺騙德國人多久！
更進一步講，我們是否也評估了德國人的光榮？那個終生以研究實際辯證的不幸和「個人厄運」為樂的班森的古老論調，是否也是德國的？（關於班森，過去我曾推介過他的著作，其目的在於作為反悲觀的參考，我甚至認為他那優雅的心理學對即使是最遲鈍的身體和心靈都有減輕與舒緩的作用。）在這些誠實的德國人當中，若將這種附庸風雅的人或老處女稱為令人作嘔的貞潔提倡者是否恰當呢？畢竟他可能只是個猶太人。無論是班森或愛德華·凡·哈特曼都無法針對叔本華的悲觀論問題，給我們提供一項值得信賴的答案。
在叔本華對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懼的一瞥時，世界已在他眼中變得愚昧、盲目、瘋狂，更充塞著種種問題和困擾。而上述諸人無法解釋這一悲觀看法，究竟只是德國人裡面的一個例外呢，還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值此情況之下，處於最顯著位置的其他人，諸如我們英勇的政策和興高采烈的主戰派 卻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論證。不！今日的德國人絕不是悲觀主義者！至於叔本華，他之所以成為一個悲觀論者，容我再說一遍：就是基於一個優秀的歐洲人的身份，而非德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