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人類與像康福德 之類的人群做仲裁，應該是站在後者這一邊，而不可分別贊成哲學的放棄或辯護兩者——對這個我很難解釋，除了如下所述：
他有一種遠超其智慧的本能，而對此本能始終未曾滿足；仇恨的心，敵視所有貴族階級的血統，或許因他母親的年老與太可了解的怨恨，一種報復的本能來自他為了報母仇而等待了四年的少年期；不過，他的人生與天才的傾向，還有最重要的是父系血統在他身上的氣質，都慫恿他認同並歸向貴族階層。
最後，他無法再忍受自己，陷入一種激烈、懺悔的情緒中，在這種狀況之下，他披上一般民眾的外衣。他的愧疚是對復仇的疏忽，假如康福德能稍微更像個哲學家的話，革命就不會造成它的悲劇理智和尖銳的刺激、且被視為一件非常愚昧的事，也不至於在人類的心理上形成如此誘人的影響。
不幸的是，康福德的仇恨與報復觀念已熏陶了整個一代，而最優秀的人也進過他的學校。
我們不妨這樣想，米拉波 敬仰康福德就像是敬仰他更崇高、更年老的自己，從康福德的身上他期待刺激、警誡和罪的宣告，米拉波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偉大人物，也是昨日與今日那些天才政治家裡面的頂尖者。
奇怪的是，儘管有這樣的一個朋友和擁護者，這位最聰明的倫理學家仍然對法國不夠了解，就和司湯達 一樣，他也許具有本世紀之法國人中最有洞察力的眼睛和耳朵。是不是因為後者的性情真正具有許多德國人和英國人的傾向而需要巴黎人忍受他。
而康福德，一個具有豐富知識和在心靈上有著神秘動機的人，消沉、痛苦、熱烈，一個思想家去發掘笑就如醫療拯救生命一樣，是必須的，並且就像他失去了每一個沒有歡笑的日子，因而更像一個義大利人而不像法國人。
我們知道曾有這樣的遺言，「噢，我的朋友，」他對西哀士說，「你要做我的好弟兄，不然，我就殺死你。」
這當然絕不會是一個臨死的法國人所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