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對自身作何詮釋，又如何把本身與過去連成一體，通過考察這兩點，我們就能評估這個時代究竟有多少歷史感。高乃依時代的法國人，甚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人，把古代羅馬人的文獻據為已有，我們沒有勇氣這樣做。
古代羅馬人的文獻是既粗野又樸實，它一意尋找最優秀的一切，並且提升自己，試圖使自己的文明接上更古老的古希臘文明，他們多麼希望將古希臘的文章譯成當時的羅馬文字！他們是多麼想拭去當時沾在蝴蝶翅翼上的灰塵！
就是這樣，所以賀拉斯時常翻譯阿爾克烏斯或阿爾希羅修斯的作品，普羅波提阿斯則翻譯卡里馬科斯和菲勒塔斯的作品，他們是和忒奧克里特齊名的詩人。而這些作者本身所體驗到的東西，對翻譯者又能有什麼作用，他們只不過在他的詩上，寫上一些提示！身為詩人，他們討厭考古似的研究歷史，不重視個人特色與姓名，對城市、海岸或年代等顯得較為特殊的任何東西，諸如服飾及建築外觀等，立即用當時羅馬的風俗代替。
他們似乎是在問我們：「難道我們不應該使舊的東西成為新的，並去適應它？難道我們不能將我們的心靈灌輸給枯死的形體？而枯死的東西是多麼令人厭惡。」他們不懂得歷史感的樂趣，對他們而言，過去的以及外來的東西都是痛苦的，而對「征服者羅馬人」來說則是一項刺激。
事實上，他們翻譯了一件作品就等於征服了一件作品，不只因為他們在其中省略了歷史的淵源，他們也會對當時的人引用這些作品，不過主要的是他們排除了詩人，用自己的名字替代了原作者的名字，他們並不感覺這是一種欺盜行為，反而認為這是「羅馬人的絕對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