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至少雅典人）喜歡聽人高談闊論，他們確實也對此相當熱衷，這是他們和非希臘人的一個最大區別。因此，他們甚至要求戲台上的演員也要有高妙的談吐，即使戲劇的情節為此而不按常理安排，也能樂於順從接受，本來演員都不用言辭來表達，十分沉悶，容易混淆！假如用了言辭，就是不可理解的，言辭本身就有失體面！
今天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希臘人使我們習於這種戲劇上常理安排，而我們也心甘情願地忍受別的不合常理，有唱歌的演員，這就得感謝義大利人。傾聽演員的高妙談吐以及在較為費事的場面有詳細的敘述，這些都已成為不可缺少的，只是動作，已無法使我們獲得滿足。
在生命已陷入無底深淵，而人們大部分已失去理智與談鋒的此刻，每當見到那悲劇英雄表現其理性與辭令以及迷人的風度——一種明朗高尚的性靈，便不由得使人如痴如狂。這種「脫離自然的偏差」，也許是最能為人類的高傲所接受的一種花腔，他之所以喜歡藝術，正是因為愛好一種崇高的、英雄式的不合常理、因襲舊傳統的表達。
如果戲劇中的詩人總是只會沉默，而不將一切轉變成理性和言辭，就會招致厭惡，就像人們會不滿一個無法為最高激情找出一種旋律的歌劇音樂家。在這裡，自然是必須反駁的！在這裡，庸俗的魅力必須被較高尚的風韻取代！希臘人在這方面的成就，遙遙領先。
他們將戲台建得儘可能窄，以免除一切深景的效果，他們使演員不可能只做手勢或簡單的動作，將他變成一種煞有其事、呆板而有如戴著面具的標準模樣，也剝奪了自身的深景，並將此定為一種不成文的良好談吐的法則。
事實上，他們的做法已打消了任何足以激起觀眾同情與恐懼的主要效果，「他們不需要同情與恐懼」。這要歸因於對亞里士多德的最高服從，不過亞氏對希臘悲劇的最後目的並未抓住重點。
讓我們來觀察一下究竟是什麼最能刺激希臘悲劇詩人的創作天才、勤勉和競爭，當然不是用情緒來征服觀眾的企圖！雅典人去劇院是要聽演員的高談妙論，而高談妙論則由索福克勒斯完成，原諒我這種怪異的論調！這和嚴肅的歌劇大不相同，歌劇大師們認為引導觀眾去了解劇中人物是他們的工作。
「幾個偶爾雜湊的字句或許對疏忽懈怠的聽眾有所幫助，但是整個情節還是必須自明的，對話言談並不重要！」他們這樣嘲弄著對話。或許是他們缺乏完全表達對談話極端輕蔑的勇氣，只要在羅西尼的歌劇中附加上一個小小片段的傲慢無禮的話語，他就會被允許從頭到尾唱「啦——啦——啦——」。
這也許是個合理的做法。
歌劇中的人物要人相信的是他們的聲調音色而非他們的「言辭」！差別就在這裡，人們去歌劇院也就是為這「不合情理」的緣故！甚至歌劇中吟誦的也並不是真的要人聽懂其中的字句與原文，這種半音樂是有意要讓聽音樂的耳朵稍事休息一下，但是沒想到立即引起反效果，即更加引起聽眾的不耐煩與排斥，更加渴望一個完整的音樂和旋律。
從這個觀點來看瓦格納的藝術是怎樣的呢？它是否與此相同？或者不一樣？我時常認為似乎在他們的作品上演之前，應先在他們的心裡用言辭和音樂排練一下。因為，不這樣的話，也許人們既聽不到言辭，也聽不到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