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和柔弱常使人不滿，但卻能巧妙地美化人生並增進深度。而使人大為不滿的，則能巧妙地改進和保護人生。前者顯示出他們的弱點和柔弱的性格，他們心甘情願讓自己暫時受騙，甚至忍受一時的狂熱與忘形。不過，大致說來，他們永遠不會滿足，也一直為這無法醫治的不滿苦惱不已。還有，他們也是那些想用鴉片或鎮靜劑來獲得慰藉者的贊助人，因此他們也厭惡那些把醫生看得比牧師還重要的人。
如果從中世紀以來，歐洲的這種牢騷滿腹的人過於強勢，那麼歐洲人的持續「應變」的能力也就根本不會產生了。由於大為不滿者的要求太廣泛，而且實在太謙卑以至無法抗拒最後的靜默。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這個國家裡有極大規模的不滿，而且其應變能力已經消失了好幾世紀。
以中國人對生活的改進和保護的尺度，倘若他們能首先根絕過於病態的、虛軟的和柔弱的不滿，以及在我們身上也仍然極為濃厚的浪漫精神的話，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和城邦政治的崇拜者，便可以輕易地為中國的現況引進一些東西，為中國人帶來「快樂」。
歐洲是一個病弱者，它應該為好在有為它的不治及不斷應變所受的苦痛而感激。而由於這些延續不斷的新形勢，以及這些同樣延續不斷的新危險、痛苦與代用品，最後終於引發出一種敏感的知性，這種敏感可以被稱為天才，至少可以被稱為天才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