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覺得需要最強烈的字眼和音調，最動人的舉止和風度，去影響支配別人，而這是無法僥倖的。革命的政治家、社會主義者、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傳教士，所有這些人一提到「責任」，事實上，他們也老是提到具有絕對性質的責任，沒有這種責任的人就沒有感傷的權力！他們就想攫取勸誡某種絕對不可避免的道德哲學，或同化許多宗教，就像馬志尼所做的那樣。
他們要得到人們的絕對相信，就必須先要絕對相信他們自己。這樣，他們的跟從者與下屬才會樂於感覺並宣告他們自己。這樣我們就會產生最天然的，其中大部分也是道德啟蒙運動和懷疑論的最有力的對手，不過他們畢竟不多；從另一方面來說，當爭論和榮譽似乎都在阻止它時，在任何以利益誘導服從的地方，都有許多對手。
當一個人想到自己身為一個君主或一個黨派、組織，甚至財團的工具時，他感到很可恥，而希望只是這個工具，在他自己和大眾面前是如此。這種人需要一種在任何時刻都能訴求的感傷的原則，一個絕對「應該」的原則，一個人可以不必感到羞愧地服從自己，而且表現出自己是受支配的。所有更高尚的卑屈，很快會把握住絕對不可避免的責任，而那些要將責任的絕對性質抽掉的人才是致命的敵人：端正向他們要求這個原則，而且不只是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