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他人」是一個心理學名詞，意思是在一個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起過巨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的人物。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們的父母長輩，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們的老師，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記憶遵循著非常玄妙神秘的規律，你著意要記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沒在歲月的灰燼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卻揮之不去，影響我們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們尋找出來，並加以重新認識和把握，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識的海洋中潛伏著，影響潮流和季風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應模式，由於「重要他人」的影響，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段話有點拗口，還是講個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很年輕，梳著長長的大辮子，有兩個漏斗一樣深的酒窩，笑起來十分清麗。當然，她生氣的時候酒窩隱沒，臉綳得像一塊蘇打餅乾，木板樣乾燥，很是嚴厲。那時我大約十一歲，個子長得很高，是大隊委員，也算個孩子里的小官，有很強的自尊心和虛榮心了。
學校組織「紅五月」歌詠比賽，要到中心小學參賽。校長很重視，希望歌詠隊能拿好名次，為校爭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樂老師親任指揮。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隊的同學們刻苦練習。我很榮幸被選中，每天放學後，在同學們羨慕的眼光中，走到音樂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練歌的時候，長辮子的音樂老師突然把指揮棒一丟，一個箭步從台上跳下來，東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齊刷刷閉了嘴。她不耐煩地說，都看著我幹什麼？唱！該唱什麼唱什麼，大聲唱！說完，她側著耳朵，走到隊伍里，歪著脖子聽我們唱歌。大家一看老師這麼重視，唱得就格外起勁。
長辮子老師鐵青著臉轉了一圈兒，最後走到我面前，做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整個隊伍瞬間安靜下來。她叉著腰，一字一頓地說，畢淑敏，我在指揮台上總聽到一個人跑調兒，不知是誰。我走下來一個人一個人地聽，總算找出來了，原來就是你！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現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裡，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剛才老師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還以為她欣賞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勁，不想卻被抓了個「現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隊伍，羞愧難當地走出教室。
那時的我，基本上還算是一個沒心沒肺的女生，既然被罰下場，就自認倒霉吧。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找了個籃球練起來，給自己寬心道，嘿，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後也不打算當女高音歌唱家。還不如練練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鬧個筋骨舒坦呢！（嘿！小小年紀，已經學會了中國小老百姓傳統的精神勝利法）這樣想著，幼稚而好勝的心也就漸漸平和下來。
三天後，我正在操場上練球，小合唱隊的一個女生氣喘吁吁地跑來說，畢淑敏，原來你在這裡！音樂老師到處找你呢！
我奇怪地說，找我幹什麼？
那女生說，好像要讓你重新回隊里練歌呢！
我挺納悶，不是說我走調厲害，不要我了嗎？怎麼老師又改變主意了？對了，一定是老師思來想去，覺得畢淑敏還可用。從操場到音樂教室那幾分鐘路程，我內心充滿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個被發配的清官又被皇帝從邊關召回來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師聖明」了（正是瞎翻小說，胡亂聯想的年紀）。走到音樂教室，我看到的是掛著冰霜的「蘇打餅乾」。長辮子老師不耐煩地說，畢淑敏，你小小年紀，怎麼就長了這麼高的個子？！
我聽出話中的譴責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從此，這個姿勢貫穿了我的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總是略顯駝背。
老師的怒氣顯然還沒發泄完，她說，你個子這麼高，唱歌的時候得站在隊列中間，你跑調兒走了，我還得讓另外一個男生也下去，聲部才平衡。人家招誰惹誰了？全叫你連累的，上不了場！
我深深低下了頭，本來以為只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還把一個無辜者拉下水，實在無地自容。長辮子老師繼續數落，小合唱本來就沒有幾個人，隊伍一下子短了半截，這還怎麼唱？現找這麼高個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節奏，哪兒那麼容易？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法子了……
老師看著我，我也抬起頭，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師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願意，也會收我歸隊。我當即下決心要把跑了的調兒扳回來，做一個合格的小合唱隊員！
我眼巴巴地看著長辮子老師，隊員們也圍了過來。在一起練了很長時間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這個大嗓門兒走了，那個男生也走了，音色輕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歡迎我們歸來。
長辮子老師站起來，臉綳得好似新納好的鞋底。她說，畢淑敏，你聽好，你人可以回到隊伍里，但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你只能幹張嘴，絕不可以發出任何聲音！說完，她還害怕我領會不到位，伸出頎長的食指，筆直地擋在我的嘴唇間。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長辮子老師的禁令——讓我做一個只張嘴不出聲的木頭人。淚水憋在眼眶裡打轉，卻不敢流出來。我沒有勇氣對長辮子老師說，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隊。在無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隊伍中，從此隨著器樂的節奏，口形翕動，卻不得發出任何聲音。長辮子老師還是不放心，只要一聽到不和諧音，錐子般的目光第一個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紅五月」歌詠比賽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從此遺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畢業的時候，音樂考試是每個學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發不出自己的聲音。音樂老師已經換人，並不知道這段往事。她很奇怪，說，畢淑敏，我聽你講話，嗓子一點毛病也沒有，怎麼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堅持不唱歌，你這一門沒有分數，你不能畢業。
我含著淚說，我知道。老師，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來。老師看我著急成那樣，料我不是成心搗亂，只得特地出了一張有關樂理的卷子給我，我全答對了，才算有了這門課的分數。
後來，我報考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口試的時候，又有一條考唱歌。我非常決絕地對主考官說，我不會唱歌。那位學究氣的老先生很奇怪，問，你連《學習雷鋒好榜樣》也不會？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會唱這首歌，我要是連這也不會，簡直就是白痴。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對他說，我不唱。主考官說，我看你胳膊上戴著三道杠，是個學生幹部。你怎麼能不會唱？當時我心裡想，我豁出去不考這所學校了，說什麼也不唱。我說，我可以把這首歌詞默寫出來，如果一定要測驗我，就請把紙筆找來。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紙筆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決心，拖延時間不肯唱歌，和那群嚴謹的考官們周旋爭執，弄得他們束手無策。沒想到發榜時，他們還是錄取了我。也許是我一通胡攪蠻纏，使考官們覺得這孩子沒準兒以後是個談判的人才吧。入學之後，我迫不及待地問同學們，你們都唱歌了嗎？大家都說，唱了啊，這有什麼難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錄取的新生中唯一沒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後幾十年的歲月中，長辮子老師那豎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鎖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鋪張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時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縮。我不單再也沒有唱過歌，就連當眾發言演講和出席會議做必要的發言，都會在內心深處引發劇烈的恐慌。我能躲則躲，找出種種理由推脫搪塞。會場上，眼看要輪到自己發言了，我會找借口上洗手間溜出去，招致怎樣的後果和眼光，也完全顧不上了。有人以為這是我的倨傲和輕慢，甚至是失禮，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內心深處不可言喻的恐懼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誰是你的重要他人？」這個遊戲時，寫下了一系列對我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後，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長辮子音樂老師那有著美麗的酒窩卻像鐵板一樣森嚴的面頰，一陣戰慄滾過心頭。於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雖然我已忘卻了她的名字，雖然今天的我以一個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當時的用意和苦衷，但我無法抹去她在一個少年心中留下的慘痛記憶。烙紅的傷痕直到數十年後依然冒著焦煳的青煙。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兒童那裡，也會留下心靈的創傷。因為兒童智力發展的規律，當他們幼小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為那都是自己的錯。
孩子的成長，首先是從父母的瞳孔中確認自己的存在。他們稚弱，還沒有獨立認識世界的能力。如同發育時期的鈣和魚肝油會進入骨骼一樣，「重要他人」的影子也會進入兒童的心理年輪。「重要他人」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行為方式，會以一種近乎魔法的力量，種植在我們心靈最隱秘的地方，生根發芽。
在我們身上，一定會有「重要他人」的影子。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