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預定計劃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了什麼人，別人也有權回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決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在《開卷》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了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覆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只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決不是為了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裡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家》，也只是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決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了回來，那麼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輓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裡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家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的一點收穫，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個過程，我有責任向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裡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的大學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裡，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決不止是「四個人」，它複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出點眉目來吧。儘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麼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麼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家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們遭受了苦難，才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出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工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