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趙丹同志的「遺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談會上，我發言不贊成領導同志隨意批評一部作品，主張聽取多數讀者的意見，我最後說：「應當把文藝交給人民。」講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來說，我的原意是「應當把文藝交還給人民。」即使這樣，我仍然感到緊張。報紙發表了我的講話摘要。我從此背上一個包袱。運動一來，我就要自我檢討這個「反黨」言論。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狀態很不正常。倘使有人問我錯誤在哪裡，我也講不清楚。但是沒有人以為我不錯。我的錯誤多著呢！反對「有啥吃啥」，替美國作家法斯特「開脫」，主張「獨立思考」，要求創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擔心，對我沒有好感的人忙著準備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趙丹同志說：「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當時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領導作家「寫十三年」、領導演員「演十三年」。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的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但是這個慘痛的教訓我還不曾忘記。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就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的詩歸誰所有？當然歸人民。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誰的財產？當然是人民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只有那些用謊言編造的作品才不屬於人民。人民不要它們！
這是最淺顯的常識，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顧過去，我不但憐憫自己，還輕視自己，我奇怪我怎麼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