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王西彥最近在《花城》【註一】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我們一起在「牛棚」裡的一些事。文章的標題是《煉獄中的聖火》，這說明我們兩個人在「牛棚」裡都不曾忘記但丁的詩篇。不同的是，我還在背誦「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註二】，我還在地獄裡徘徊的時候，他已經走向煉獄了。「牛棚」裡的日子，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憶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彷彿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彥所說，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剛在機場送走了亞非各國的作家，「就被當做專政對象，關進了『牛棚』。」他卻是第一個給關進上海作家協會的「牛棚」的，用當時的習慣語，就是頭一批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常說，他在家裡一覺醒來，聽見廣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會上上海市長點了他的名，頭銜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就這樣一下子變成了「牛」。這個「牛」字是從當時（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的。「牛鬼蛇神」譯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這個字眼。我被稱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從未搞過「反黨」、「反革命」的活動。但是看到「興無滅資」的大字報，人們說我是「精神貴族」，是「反動權威」；人們批判我「要求創作自由」；人們主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我就逐漸認罪服罪了。
【註一】見《花城》第六集，一九八○年八月。
【註二】見《神曲》第三曲。
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和西彥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頂。他的罪名本來不大，因為「頂」，他多吃了好些苦頭，倘使「四人幫」遲垮兩三個月，他很有可能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協會的「牛棚」裡，我同西彥是有分歧的，我們不便爭吵，但是我對他暗中有些不滿意。當時我認為我有理，過兩年我才明白，現在我更清楚：他並不錯。我們的分歧在於我迷信神，他並不那麼相信。舉一個例子，我們在「牛棚」裡勞動、學習、寫交代，每天從大清早忙到晚上十點前後，有時中飯後坐著打個盹，監督組也不準。西彥對這件事很不滿，認為這是有意折磨人，很難辦到。而且不應照辦。我說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應當服從監督組的任何規定。我始終有這樣的想法：通過苦行贖罪。而據我看西彥並不承認自己有罪，現在應當說他比我清醒。讀他的近作，我覺得他對我十分寬容，當時我的言行比他筆下描寫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醜態，我也記得別人的嘴臉。我不贊成記賬，也不贊成報復。但是我決不讓自己再犯錯誤。
十年浩劫決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如何向別國人民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
當然是寫真話。
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