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裡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講真話並不那麼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後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說《大寨行》裡有假象，那麼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許多豪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幹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裡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幹」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裡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彷彿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賬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肚裡。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著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又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批鬥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我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裡真不好受。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做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嚥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陞。……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