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隨想》還是在病院裡寫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歐去了一趟，出國前我又患感冒，到達斯德哥爾摩時，發了支氣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訓，我就老老實實地對我國駐瑞典使館的同志講了。晚上有一位從上海來進修的醫生給我治療。第二天使館的同志們給我送稀飯、送麵條、送水果來，我在旅館裡也感到了家庭的溫暖。前一天我下飛機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卻見到了這麼多的親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兩個星期，可是我過得輕鬆愉快。離開這個由無數個小島構成，由七十多道橋連接起來的風景如畫的和平城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我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世界語，我自己也講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運動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認真地學它，而且繼續不斷地學下去，卻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學，課餘向上海世界語書店函購了一些書，就一本一本地讀下去，書不多，買得到的全讀了。因為是自修，專門看書，說話不習慣。後來我到法國常和兩三個朋友用世界語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館裡，友人索非來看我，他當時還擔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的秘書或幹事一類的職務。他說：「學會的房子空著，你搬過來住幾天再說。」我就搬了過去，在鴻興坊上海世界語學會的屋子裡搭起帆布床睡了將近半個月，後來在附近的寶光裡租到屋子才離開了鴻興坊。但從這時起我就做了學會的會員，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幫忙做一點工作。我還根據世界語翻譯了幾本書，如義大利愛．德．亞米西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髏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炮火使鴻興坊化為灰燼，我才搬出了閘北，上海世界語學會終於「消亡」，我也就離開了世界語運動。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幫」用「上海市委」的名義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剝奪了我寫作的權利。我後來偷偷地搞點翻譯，空下來時也翻看家裡有的一些世界語書，忘記了的單字又漸漸地熟悉起來，我彷彿回到了青年時代，對世界語的興趣又濃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舉行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幾十年前我就聽人講起這樣的國際大會。在上海世界語學會裡我只是偶爾聽見人用世界語交談。現在來到大會會場，會場內外，上上下下，到處都是親切的笑臉，友好的交談，從幾十個國家來的人講著同樣的語言，而且講得非常流暢、自然。在會場裡人們報告、討論，用世界語就像用本民族語言那樣地純熟。坐在會場裡，我覺得好像在參加和睦家庭的聚會一樣。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來盼望的、想像的正是這樣，我感到遺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這種語言，它們從別人口裡出來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絕的噴泉；有時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樂曲，聽著聽著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們從我的嘴裡出來，卻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處，動不了。不過我並不灰心，我們中國代表團裡的年輕人講得好，講得熟。他們交了不少新朋友，他們同朋友們談得很融洽，希望在他們的身上。
我去北歐前，友人幾次勸我不要參加這次大會，甚至在動身前一兩天，還有一位朋友勸阻我，他認為我年紀大了，不應當為這樣的會奔波。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些年，我一直關心國際語的問題，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
中國人把Esperanto稱為「世界語」，我認為這種譯法很好。經過九十三年的考驗，波蘭人柴門霍甫大夫創造的Espe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認的唯一的「世界語」了。它已經活起來，不斷地豐富、發展，成了活的語言。我開始學習世界語的時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現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頁的插圖本大字典了。世界語的確在發展，它的用途在擴大，參加大會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間，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只佔少數，整個會場裡充滿了朝氣，充滿了友情。
在斯德哥爾摩我還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會外活動。朋友們見面首先問我關於世界語的事情，他們不大相信它會成為真正的「世界語」。我便向他們宣傳，說明我的看法：世界語一定會大發展，但是它並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語言，它只能是在這之外的一種共同使用的輔助語。每個民族都可以用這種輔助語和別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學世界語，那麼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新形勢，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會會場一樣，那該有多好！世界語是易學易懂的，這是人造語的長處，不僅對於歐洲人，對於我們亞洲人，對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語吧，它既然給人們使用了，活起來了，它就會發展、變化，而且一直發展、變化下去，由簡單變為複雜，由貧乏變為豐富、更豐富……而且積累起它的文化遺產……。
從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會場，回到上海西郊的書齋，靜夜裡攤開那本厚厚的世界語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們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發生一些疑問：難道我們真要廢除漢字用漢語拼音來代替嗎？難道真要把我們光輝的、豐富的文化遺產封閉起來不讓年輕人接觸嗎？我並不完全反對文字的簡化，該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發展總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只是為了使它變為更簡單易學。在瑞典、在歐洲、在日本……人們每星期休息兩天，難道我們中國人就永遠忙得連學習的工夫也沒有！忙得連多認一兩個字的時間也沒有！忙得連複雜的思想也不會有？！我們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是使我們的文字簡單再簡單，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億人口的國家裡，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點，聽聽大家的意見，總沒有害處。
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