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好久，我就想寫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貧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濺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沒有動筆，因為我一則害怕麻煩，二則無法擺脫我那種「拖」的習慣。時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氣這樣冷我這一生也少見，夜已深，坐在書桌前，接連打兩個冷噤，腿發麻，似乎應該去睡了。我坐著不動，仍然在「拖」著。忽然有什麼東西燒著我的心，我推開面前攤開的書，埋著頭在抽屜裡找尋什麼，我找出了一份剪報，是一篇複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喪禮……」這幾個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陣子，但是我清醒了。這材料明明是我向別人要來的，我曾經想過我多麼需要它，可是我讓它毫無用處地在抽屜裡睡上好幾個月，彷彿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讓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說我這一生充滿著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爭，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說寫小說了。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於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隨想》裡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鬆，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並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於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裡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裡，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裡，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著，還是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彷彿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髮往上拉，讓台下的聽眾可以看到我的臉。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眾法」。它們的確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歷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別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台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台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台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裡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裡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台北回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台北寄了一首輓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台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說他是反動文人呢？
不用說，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著別人投擲的污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復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說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只是聽說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著孩子艱苦地過著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我托朋友給我找一點關於他們的材料，並沒有結果。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台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說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閱讀就給別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裡，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干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裡去了。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著日子，不以為怪。在「四人幫」垮臺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打開抽屜，我打開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他託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誌，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魯迅先生從來不發號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態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閒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著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他在先生那裡把它們合併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標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並不相同。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說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殯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著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說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後來我們抬著棺木上靈車，我們抬著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唯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裡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起編了兩三期《吶喊》之後，他就帶著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