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文壇」上混了五十幾年，看樣子今後還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舉行「告別宴會」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聲明我只是一名「客串」，準備隨時擱筆，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終捏住我那枝禿筆不放，無怪乎後來激起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公憤」，他們將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腳」，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確把我趕出了文壇。我自己沒有辦到的事他們辦到了，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幫」及其爪牙們忽然無蹤無影，我說不出他們躲到哪裡去了，不過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們身上的肉。
由於讀者們的寬大，我又回到了文壇。我拿起了被奪去十年的筆，而且參加了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闊別十七載的友好鄰邦。對日本朋友、對日本讀者我也說我不是文學家，我缺乏文學修養，但是我有一顆真誠的心，我把心掏出來交給朋友，交給讀者。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不是文學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學上的什麼清規戒律。只要讀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學事業是人民的事業，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業，這個事業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遠閉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奪走我的筆。
我從日本回來，有人緊張地告訴我某某「首長」做了報告，某某「首長」講了話。有人擔心地問我：「你看會不會收？」我笑笑。長官講話，做報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歡伸起頭辨風向，伸起鼻子聞聞空氣中有什麼氣味，以便根據風向和氣味寫文章。這樣的作家並不是我們國家的特產，別的國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的是另一種行情。寫文章不動自己的腦筋，卻依照上級的指示下筆，其實這種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時候就見過，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知縣的時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寫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壽序」之類。後來民國成立了，我二叔在家開辦「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一位姓鄭的書記（當時的確稱「書記」），我常常去事務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見我二叔交給他寫應酬文章的任務，二叔怎麼說，他就怎麼寫。在成都正通順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於亡友李宗林市長的安排，我在我十幾歲時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鐘。李宗林同志後來在「文革」期間遭受迫害悲慘死去，與我有關的房屋大概已經拆光，半個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見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給我一疊他拍攝的照片，我只認出來一棵樹和一口井。就在這個老家裡我幾十年前讀到一本《醉墨山房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遺著，倘使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文集裡有幾篇像《聖壽六旬賦》、《徐母李太宜人壽序》這樣的文章，都是他替別人寫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級的意志寫的作品，我當時讀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這樣一種想法：為了吃飯而活著、為了吃飯而寫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並不是一個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開始寫小說，我的啟蒙老師是《懺悔錄》的作者盧騷（梭），我當時一天幾次走過他的銅像前，我從他那裡學到的是：講真話，講自己心裡的話。最近我以中國作家的身份訪問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談起來，我講的仍然是這樣幾句話。日本朋友要我談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我的經驗很簡單，很平常，一句話：不說謊，把心交給讀者。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是一個住在巴黎拉丁區的中國窮學生，我沒有長官，也沒有上級。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後我雖然傷痕遍體，但是我掏出來交給讀者的仍然是那一顆燃燒的心，我只能寫我自己心裡的話，而且是經過反覆思考之後講出來的話。我從小就喜歡李商隱的一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有人引用時把它改做「春蠶到死絲不斷」，改得也好。在廣元縣我母親帶著我兩個姐姐養蠶，我看見蠶繭在鍋裡煮著，還不斷地吐出絲來，可見春蠶到死絲也不盡。七十年來這個景象常常浮現在我的腦子裡。這一次訪問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現代化的客房裡，我不開電視機，也不聽音樂，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給每一天的活動作總結。我們對談時日本劇作家木下順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問題，他說在日本像我這樣年紀的作家可以放下筆隱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開玩笑，因為同我相熟的幾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幾歲，今天卻仍然十分活躍。木下先生的一句話引起了我不少的回憶。在廣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豪華旅館裡我寫成第二篇講話稿《我和文學》，回答了木下先生：我決不放下我的筆。這些時候我一直擺脫不掉鍋裡蠶繭的景象。我說：我寫作一不為吃飯，二不為出名。我藏在心裡沒有說出來的話是：我是春蠶，吃了桑葉就要吐絲，哪怕放在鍋裡煮，死了絲還不斷，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但是到現在為止蠶只能吐自己的絲，即使是很有本領的現代化養蠶人吧，他也不見得能叫蠶替他吐絲。
現代科學正在迅猛發展，真是前程似錦！一個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腦子思索，一個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寫作，不寫自己心裡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讓位給機器人，這是可以斷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