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第四十在《大公報》發表後，我就放下筆訪問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間生活了十六天，日子過得愉快，也過得有意義；看得多，也學到不少；同朋友們談得多，也談得融洽。人們說「友情濃於酒」，我這次才明白它的意義，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經常陶醉，重要的感覺就是心裡暖和，心情舒暢。我忘不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我到東京後不久，日本電視台安排小說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飯店的花園裡對談。對談從上午九點開始。那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但忽然颳起了風。我們坐在園子裡曬太陽，起初相當舒適，後來風大了，負責接待我們的清水正夫先生幾次到園子裡來，可是他只能站在線外，因為我們正在談話，錄影的工作正在進行。他幾次仰頭看看風向，匆匆地走了，過一會又跑回來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風向，似乎急得沒有辦法。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可是我不能對他講話，我的膝上蓋著大衣，還是他先前給我送來的，我沒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為我不願意打斷我們的對談，即使風吹過來我感到涼意，卻也可以對付過去。這一個上午的對談並不曾使我受涼，見到清水先生我還笑他像一位善於呼風喚雨的法師，後來聽說他當天晚上在事務局（接待辦公室）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是既然有風就不該安排在園子裡舉行對談。我二十五年前就認識清水先生，當時他帶著松山芭蕾舞團第一次訪華，在上海文化廣場演出舞劇《白毛女》，以後在東京和上海我都見過他，可是少有交談的機會。他是有名的建築師，又是松山芭蕾舞團的團長，這一次他領導事務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們活動，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務局工作的朋友一樣，從清早忙到深夜，任勞任怨。他究竟為了什麼呢？難道不是為了友誼！
我再說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東京朝日講堂裡宣讀一篇講稿，題目是《文學生活五十年》，規定的時間是四十分鐘。我在上海家中寫好一篇七千字的講稿，在北京請人譯成日文，一起帶到東京。講演會在四月四日舉行，前一天晚上，事務局的朋友建議請作家豐田正子女士在會上念譯文。豐田女士是亡友江馬修的夫人，也在事務局工作，她一口答應下來。為了念得流暢，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個通宵把譯文重新抄寫一遍。她又是為了什麼呢？還不是為了友誼！
像這樣的事情還有不少，我也不想在這裡列舉了。在一次招待會上我講過這樣的話：「當中國作家由於種種原因保持沉默的時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開高健先生卻先後站出來為他們的中國朋友鳴冤叫屈，用淡淡的幾筆勾畫出一個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復了名譽。……我從日本作家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這決不是說過就忘記的「外交辭令」，我講的是簡單的事實。他們都是為了什麼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我將心比心，以心換心，我對朋友們講真話，講心裡的話。我雖然是一個感情不外露的東方人，可是誰觸動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給他。究竟為了什麼？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裡充實，越想越是覺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並不感到空虛，因為我換來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兩倍的勇氣，有兩倍的力量。究竟由於什麼？我得到回答了：由於友誼。
在日本訪問的十六天中我流過兩次眼淚，第一次是在羽田機場，我們離開東京去廣島，同朋友們握手告別，一位在事務局工作的年輕姑娘忽然哭出一聲，淚珠滾滾地落下，這個時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另一次在長崎機場，我們結束了訪問從那裡動身回國，西園寺公一先生從橫濱趕來送行，他的腿關節有毛病，拄著手杖陪我們到機場，我走出候機室的時候，最後一次向著站在平台上的朋友們揮手，忽然看見了西園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幾位朋友的眼淚，我真想轉過身跑回去擁抱他們。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卻無聲地哭了。我含著淚水上了飛機。我感謝這樣的眼淚，它們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乾枯的心靈，培養了友誼，培養了人間最美好的感情。
從長崎到上海只需要一個半小時，訪問結束了，但是友誼將繼續發展，流傳到子孫萬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為塵土，我那顆火熱的心仍然在朋友們中間燃燒。我們的友誼決不會有結束的時候。
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