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大公報》上看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裡面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註】
【註】見一月二十五日《大公報》《大公園》，特約稿《異樣也是常態》。
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我講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說：
「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於現狀）有多種多樣。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別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別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別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爭論。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個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裡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覆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並不起作用。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別人卻不是這樣看。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螢光幕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別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爭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只談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隱隱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我只是討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關於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著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於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裡去，只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干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只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並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儘管我的原稿裡還有錯別字，而且常常寫出冗長的歐化句子，但是我邊寫、邊學、邊改，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一個道理：人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這幾年來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初聽從我家裡人的吩咐，不動腦筋地走他們指引的道路，今天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的結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裡寫過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肺病患者）的死亡，這就是我可能有的結局，因為我單純、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討好別人，耍不來花招，玩不來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諾諾地依順別人，我祖父要我安於現狀，我父親（他死得早，我十二歲就失去了父親）要我安於現狀，我大哥也要我安於現狀，我就只好裝聾作啞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歲時神經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歲時破產自殺，那麼我怎樣活下去呢？
但是我從小就不安於現狀，我總是在想改變我的現狀，因為我不願意白吃乾飯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寫些文章，多完成兩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變我的現狀。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動腦筋思考，我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雖然我的成績很小，雖然我因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打擊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認為選擇了文學的道路是我的幸運。我同胞兄弟五人，連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個，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紀最大，還能夠奮筆寫作，是莫大的幸福。這幸福就是從不安於現狀來的。年輕時我喜歡引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現在我又想起了它。這十幾年中間我看見的膽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個時期我也誠心誠意地想讓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成為沒有自己意志的機器人。我為什麼對《未來世界》影片中的機器人感到興趣，幾次在文章裡談起「它」呢？只是因為我在「牛棚」裡當過地地道道的機器人，而且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做著機器人。後來我發現了這是一場大騙局，我的心死了（古話說「哀莫大於心死！」），我走進「牛棚」的時候，就想起義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
「經過我這裡走進苦痛的城，
經過我這裡走進永恆的痛苦——」
這說明過去有一個時期的確有人用「地獄」來懲罰那些不安於現狀的人。我相信會有新的但丁寫出新的《神曲》來。
白傑明先生說，「想真正搞出……有創新意義的東西」，就要「讓人家探索」。對，要「探索」，才能「創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東西。他的意思很明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應該讓人家探索。但是據我看，一個「讓」字還不夠，還需要一個字，一個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舉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會。白音同志，不是因為寫了一篇《創新獨白》就受盡地獄般的磨煉嗎？最初也是有人「讓」他「創新」的。可是後來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批巨靈神，於是一切都改變了。在這方面我也有豐富的經驗，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運，今天我還能探索，還能思考，還能活下去，也還能不混日子。不過也只是這麼一點點，沒有什麼值得自我吹噓的東西，連《創新獨白》也沒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發揚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發言中講了幾句自己的話，不久運動一來，連自己也感覺到犯了大罪，「文革」時期我在「牛棚」裡給揪出來示眾、自報罪行的時候，我從未忘記「報」這件「發揚民主」的「反黨罪行」。這就是劉郎同志在《除夕．續舊句》詩注中所說的「折磨自己」【註】。這種折磨當然是十分痛苦的，現在我還忘記不了（不是不想忘記）。
【註】見二月四日《大公報》《大公園》。原話是「在政治運動中，自己受到衝擊，受盡了別人的折磨，但自己千萬不要折磨自己。」
我講這些話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你就是讓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創新，不肯創新。有人說：「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是唯唯諾諾地混日子保險，我們不是經常告訴自己的小孩：聽話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嗎？」
我自己也是在「聽話」的教育中長大的，我還是經過「四人幫」的「聽話」機器加工改造過的。現在到了給自己做總結的時候了。我可以這樣說：我還不是機器人，而且恐怕永遠做不了機器人。
所以我還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