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南京來的朋友，聽他們談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據說江蘇省代表團因為參加方之同志的追悼會，比我們遲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前不久見過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現在怎樣努力回憶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當時我只讀過方之的短篇小說《在泉邊》和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覺得還不錯，認為他們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們想在創作上多下工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餘作者共同「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談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瞭解他們，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我現在記不清楚他們當時是不是已經發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這以後才公開了它。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他們沒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過幾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我一到北京，反右的鬥爭，就開始了，許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後，我聽說「探求者」們都給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再也沒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陸文夫的名字後來倒在《文藝報》上出現過，先是受到表揚，說是他「摘帽」以後寫了不少的好作品，後來又因此受到批判，說是他的表現並不好，總之，他還是給打下去了。一直到許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報刊上重新出現的時候，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兩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後發表了《閣樓上》和《內奸》兩篇小說，受到讀者們的重視。我讀過前一篇，別人對我講述了後一篇的內容。我聽說有些刊物的編輯不敢發表他的作品，這說明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至今還在「探求」，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他有什麼樣的責任。他的小說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是「一團火，一把劍」。現在需要這樣的作品。我等待著他的更多的作品，卻沒有想到他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裡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我回了一封簡訊，說我生病寫不出文章，請他原諒。這是我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信。我今天才體會到這封信帶給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經太遲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國解放那年他才十九歲。他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也不過二十六歲，我也正是在這樣的年紀開始寫短篇。他的作品說明他很有才華。他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後果。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關於這一代人的故事我聽到不少。可是像千萬根針那樣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聽說「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劃，他說：「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這樣的話是那些不愛惜自己的時間、也不珍惜別人的時間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來，我幸福多了，我還有五年的寫作時間。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靈之火將永遠燃燒，他的愛憎還激動著人心。他的作品沒有能寫出來，太可惜了！但是勤奮地寫作的人今天是不會少的。我也要奮筆寫下去。當然我寫不出他那樣的作品，不過把筆當做火、當做劍，歌頌真的、美的、善的，打擊假的、醜的、惡的，希望用作品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所貢獻——這樣的理想，這樣的抱負，這樣的願望我也是有的。我為什麼不能夠實現它們呢？
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