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在上海出現了一個。他的真面目還不曾被人認出的時候，的確有一些人圍著他轉，因為據說他是一位高級軍事幹部的兒子。等到他給抓了起來，人們又互相抱怨，大驚小怪，看笑話，傳小道，越傳越廣，終於到了本市兩家日報都刊登長篇報導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發表了記事之類的東西。（當然報導、記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有人出醜，有人慶幸，有人憤慨。總之，人們私下議論紛紛。後來劇團也編演了有關小騙子的話劇，但也只是在內部演出，因為對於這個劇還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堅決反對。有人說劇作者同情小騙子，有人說劇本醜化了幹部。
我沒有看過這個戲，當然沒有發言權。我沒有見過小騙子，不過在他還被人當做「高幹子弟」的時候，我就聽見人談論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聽說他給抓起來了以後，還說：「我唯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兒子。」又聽說他還說：「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還聽說，有人同情小騙子，甚至表示將來開庭審判時願意充當小騙子的辯護人。不用說，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騙子的人確實是有的。不過我卻不曾聽說有什麼人同情受騙者，我只聽見人批評他們「自作自受」。至於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這不是喜劇，這是悲劇，應當受譴責的是我們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是這樣做，我有什麼辦法呢？只是我運氣不好，碰上了假貨。」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羅斯作家果戈理寫的一本戲《欽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有人今天還感到頭痛。可是不幸得很，這位俄國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們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們反駁道：果戈理鞭撻的是俄羅斯封建社會，跟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跟我們「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毫不相干。他們說得對：毫不相干；而且時間隔了一百四十三年，當時的騙子和今天的騙子不會有類似之處。但奇怪得很，今天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跟果戈理時代許多人圍著騙子打轉不是一樣地為了私利？兩個騙子差一點都把老婆騙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騙子更聰明，他遠走高飛，反而寫信給朋友把受騙者嘲罵一番，而我們的小騙子卻給關進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這樣，小騙子也不是傻瓜，他給我們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講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過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兒子又怎樣呢？」這句話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認：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兒子，那麼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就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有人請他吃飯，有人請他看戲，有人把汽車借給他，有人給他介紹女朋友，他可以挑選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給他未婚妻活動調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當然，他甚至可以出國訪問，可以享受其他的許許多多——一句話，作為小騙子的罪狀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許的了。不會有人寫報導或者編話劇，也不會因為話劇上演的問題發生爭論了。事實上這樣的事自古以來經常發生，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為什麼呢？
小騙子的一句話使我幾個月睡不好覺。我老是想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生活經驗相當豐富的人會高高興興地鑽進了小騙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惱，因為我不能不承認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還有非現代的東西，甚至還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譴責的東西。儘管三年來我們不斷地說，要糾正「開後門的不正之風」，可是後門越開越大：有人看不見前門，找不到前門，有問題無法解決，連配一塊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載，他們只好另想辦法找門路開後門，終於撞到騙子懷裡，出了醜，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某些衙門為什麼不可以打開大門，替人民多辦一點事情呢？我們的某些幹部為什麼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關於話劇能不能公演的問題，倘使要我回答，我還是說：我沒有發言權。不過有人說話劇給幹部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我看倒不見得。騙子的出現不限於上海一地，別省也有，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倘使沒有產生他的土壤和氣候，他就出來不了。倘使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中他鑽不到空子，也就不會有人受騙。把他揭露出來，譴責他，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為了消除產生他的氣候，剷除產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瘡不上藥，連開後門，仗權勢等等也給裝扮得如何「美好」，拿「家醜不可外揚」這句封建古話當做處世格言，不讓人揭自己的瘡疤，這樣下去，不但是給社會主義抹黑，而且是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