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因果的人，說有個閻王，問「閻王在何處？」他說：「在地下。」講耶教的人，說有個上帝，問「上帝在何處？」他說：「在天上。」講理學的人，說有許多聖人，問「聖人在何處？」他說：「在古時。」這三種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像，不能目睹，不能證實。惟其不能證實，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從的人就越是多。在創這種議論的人，本是勸人為善，其意固可嘉，無如事實不真確，就會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為拳匪，聖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現。
漢武帝把孔子尊為聖人過後，天下的言論，都折衷於孔子，不敢違背。孔融對於父母問題略略討論一下，曹操就把他殺了。嵇康非薄湯武，司馬昭也把他殺了。儒教能夠推行，全是曹操、司馬昭一般人維持之力。後來開科取士，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就莫得進身之路。一個死孔子，他會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鋼刀，哪得不成為萬世師表？宋元明清學案中人，都是孔聖人馬蹄腳下人物，他們的心坎上，受了聖人的摧殘，他們的議論，焉得不支離穿鑿？焉得不迂曲難通？
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眾人就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明了一種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只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後才有人信從。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釋，以附會己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才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以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不依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還說是偽學，受重大的攻擊，聖人專橫到了這個田地，怎麼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郢人致書於燕相國，寫書的時候，天黑了，喊：『舉燭。』寫書的人，就寫上舉燭二字，把書送去。燕相得書，想了許久，說道：『舉燭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以此說進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話，國遂大治。雖是收了效，卻非原書本意。」所以韓非說：「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釋，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豈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宋元明清學案內面許多妙論，也逃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
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稱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鉗制人民的行動，聖人鉗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為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為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我只說除了孔子，也還有人格，也還有學說。孔子並莫有壓制我們，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無如後來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壓倒一切，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學者心坎上，被孔子盤踞久了，理應把他推開，思想才能獨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同時達爾文諸人就闖進來，盤踞學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論，又熱衷於達爾文諸人，成一個變形的孔子，執行聖人的任務。有人違反了他們的學說，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報章雜誌罵個不休。如果達爾文諸人去了，又會有人出來執行聖人的任務。他的學說，也是不許人違反的。依我想，學術是天下公物，應該聽人批評，如果我說錯了，改從他人之說，於我也無傷，何必取軍閥態度，禁人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