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字，全是興趣，興趣來了，如兔起鵑落，稍縱即逝。我寫文字的時候，引用某事或某種學說，而案頭適無此書，就用蘇東城「想當然耳」的辦法，依稀恍惚的寫去，以免打斷興趣。寫此類文字與講考據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種見解，平空白地，無從說起，只好借點事物來說，引用某事某說，猶如使用傢伙一般，把別人的偶爾借來用用，若無典故可用，就杜撰一個來用，也無不可。
莊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種見解，特借鯤鵬野馬、漁父盜跖以寫之，只求將胸中所見達出。至鯤鵬野馬，果否有此物，漁父盜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問。胸中所見者，主人也。鯤鵬野馬，漁父盜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詩當如是，讀莊子當如是，讀厚黑學也當如是。
昔人謂：「文王周公，繁易，彖辭爻辭，取其象，亦偶觸其機，假令易，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達哉所言！戰國策士，如蘇秦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純熟，其遊說人主也，隨便引一故事或設一個比喻，機趣橫生，頭頭是道，其途徑與庄之寓言，易之取象無異。宋儒初讀儒書，繼則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經成了一個系統，然後退而注孔子之書，藉以明其胸中之理，於是孔門諸書，皆成為宋儒之鯤鵬野馬，漁父盜跖。而清代考據家，乃據訓詁本義，字字譏彈之，其解釋字義固是，而宋儒所說之道理，也未嘗不是。九方皋相馬，在牝牡驪黃之外。知此義者，始可以讀朱子之《四書集注》。無如毛西河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學者，離不得宋儒語錄。然語錄出自門人所記，有許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學，號稱極盛，然陽明手著之書無多，欲求王氏之學，只有求之傳習錄及龍溪諸子所記，而天泉證道一夕話，為王門極大爭點。我嘗說「四有四無」之語，假使陽明能夠親手寫出，豈不少去許多糾葛。大學「格物致知」四字，解釋者有幾十種說法。假使曾子當日記孔子之言，於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釋，不但這幾十種說法不會有，而且朱學與王學爭執也無自而起。我在重慶有個姓王的朋友，對我說道：「你先生談話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幾個朋友來談談，把你的談話筆記下來。」我聽了，大駭，這樣一來，豈不成了宋明諸儒的語錄嗎！萬一我門下出了一個曾子，摹仿大學那種筆法，簡簡單單的寫出，將來厚黑學案中，豈不又要發生許多爭執嗎？於是我趕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辦法，手寫語錄，名曰《厚黑叢話》，謝絕私人談話，以示大道無私之意。將來如有人說，「我親聞厚黑教主如何說」，你們萬不可聽信。經我這樣的聲明，絕不會再有天泉證道這種疑案了。我每談一理，總是反反覆復的解說，寧肯重複，不肯簡略，後人再不會像「格物致和」四字，生出許多奇異的解釋。鄙人之於厚黑學也，可謂盡心焉耳矣。噫！一衣一缽，傳之者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