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墨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他們有太多的相同。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國人，大約生於公元前372年，卒於公元前289年。也就是說，孔子去世後，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後，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八十多歲，墨子比孟子大九十多歲。孟子出生時，孔子去世已經上百年。因此，孟子不是孔子的「親炙弟子」（手把手親自教育），只能算是「私淑」（敬仰而不得從學）。不過，雖然只是「私淑」，孟子對孔子的崇拜卻是無以復加。他和孔門弟子一樣，都認為「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也就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所以，孟子以孔子的忠實信徒自居，為發揚光大孔子的思想不遺餘力，後世也把他們兩人的學說並稱為「孔孟之道」。其實認真說來，孔是孔，孟是孟。他們兩個，時代不同，個性不同，觀點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就個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孟子和墨子，大約是先秦諸子中最「熱」的。血也熱，心也熱，腸子也熱。不像孔子，溫的。也不像老子和韓非，冷的。所以，我們要先比較一下孔子和孟子，然後再來比較孟子和墨子。
孔孟的第一點不同，是孔子寬厚謙和，孟子剛直不阿。
孔子的為人，大約是比較謙虛隨和的。因為他是禮樂文化的維護者，要講「禮」。禮之用，和為貴。講禮，就得謙和。所以孔子對國君，對大夫，不管心裏面喜歡不喜歡，面子上總要過得去。比如前面說過，他對魯國大夫季孫氏的家臣陽貨很不以為然，但也只是故意挑了個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孟子就沒有那麼好說話了。據《孟子·公孫丑下》，有一次，孟子準備去見齊王，碰巧齊王派人來說：寡人原本應該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風。如果先生肯來，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讓寡人見到先生不？剛才說了，孟子原本是準備去見齊王的。這事換了別人，多半會客客氣氣地回答：沒關係，鄙人正好要朝見大王。然而孟子不。他一聽齊王居然「托以疾召」（朱熹注），馬上就回敬說：不好意思，碰巧鄙人也感冒了，也不能吹風。第二天，東郭大夫家裡有喪事，孟子準備去弔喪。他的學生公孫丑說，不合適吧！昨天先生還說生病，今天怎麼好去弔喪？孟子說，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很正常嘛，怎麼去不得？結果呢，孟子出門後，齊王派了人來慰問，還帶了醫生來。孟子的族人兼學生孟仲子只好說，先生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一點，已經上朝去了，但不知走不走得到。同時，孟仲子又派人四處攔截孟子，要他無論如何去上朝。孟子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只好在一個名叫景丑的人家裡借宿。
這事景丑就看不懂了，因為不合君臣之禮。於是孟子便對景丑解釋說，天底下最尊貴的東西有三樣：爵位算一個，年齡算一個，道德算一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在朝廷，看爵位；在鄉里，看年齡；如果要賓士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哪怕貴為國君，也不能憑著爵位來蔑視年齡和道德。所以，那些「大有為之君」，一定有他不能隨便召喚的臣民（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了問題，一定是君王登門求教（欲有謀焉，則就之），哪有隨隨便便把那些有德之士呼來喚去的道理？在《盡心上》，孟子還說，古代的賢王，因為好善，所以往往忘記自己的權勢（好善而忘勢）。古代的賢士，也因為樂道而忘記對方的權勢（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也就是說，道德（善）和真理（道），高於權勢和地位。所以，王公大人們如果不恭敬之極（王公不致敬盡禮），就不得「亟見之」。亟，音氣，屢次的意思。屢次見面尚且不能，哪裡又能把這些賢士當作臣僕（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甚至還主張「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要遊說諸侯大夫嗎？那你就先得蔑視他，不要把他們高不可攀的權勢和地位放在眼裡。權勢和地位沒什麼了不起，它們比不上道德和學問。孟子引用曾子的話說，晉國和楚國的財富，我們是趕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義（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我們又不少什麼（《孟子·公孫丑下》）！豈止不少，在孟子看來，士人的東西還要多得多，貴得多。既然如此，則「吾何畏彼哉」（《孟子·盡心下》）！這就與孔子不同。孔子是敬畏諸侯大夫的。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孟子卻主張「說大人則藐之」，豈非不同？
這就是傲骨了。這種傲骨，正是士人的氣節。我贊成這樣一種觀點：人不可有傲氣，不可無傲骨。有傲氣，則驕人；無傲骨，則媚人。不驕不媚，不卑不亢，有傲骨無傲氣，才是士人的風骨。可惜這種風骨自孟子以後，就不多了。後世許多讀書人，不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就是低三下四媚態十足。其實媚態與傲氣，恰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表面上是傲，骨子裡是媚。或者是獻媚不成，逆反；或者是獻媚有術，做秀。正所謂：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我對秦漢以後的所謂「狂士」，從來就是保持警惕的。相反，孔子的溫和，孟子的剛直，都可愛，因為都是真性情。
孔孟的第二點不同，是孔子溫文爾雅，孟子心直口快。
孔子說話，是比較委婉的，有時候你還得猜。比方說，據《論語·八佾》，魯國大夫季孫氏、叔孫氏和孟孫氏，在祭祀自家祖宗時，唱著《詩經·周頌》里的《雍》撤祭。這是天子之禮。大夫唱，就是明目張胆的僭越了。可是孔子怎麼說呢？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批判他們僭越，而是說，《雍》詩說得很清楚呀！諸侯做助理，天子很莊嚴（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三家大夫唱這首詩，用它的什麼意義呢（奚取於三家之堂）？大家想想，這種批判，是不是很客氣，很委婉？
孟子就不一樣。他說話，常常是直言不諱。就算拐著彎說，也是直通通的。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說有一個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託付給朋友。等他從楚國回來，發現老婆孩子挨餓受凍。對這樣的朋友，應該怎麼辦？齊宣王說，絕交（棄之）！孟子又問：如果長官管不了部下，又該怎麼辦？齊宣王說，撤職（已之）！孟子再問，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搞不好，那又該怎麼辦呢？齊宣王當然明白孟子的意思，於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把腦袋別到一邊，看著隨從們說別的去了。
其實孟子這次說話還是比較委婉的（更不客氣的後面還會說到），就已經讓齊宣王受不了。所以孟子不怎麼討人喜歡，但他堅持。孟子的觀點，是「不直，則道不見」（《孟子·滕文公下》）。見，讀如現，意思也是現。也就是說，不說直話，真理就無法表現。這個觀點我贊成。真理，是最樸素的；真理，也是最直白的。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能夠用最樸素的語言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當然，講究策略，是另一回事。但講究策略，決不等於故弄玄虛。故弄玄虛的，一定並沒有掌握真理。
孔孟的第三點不同，是孔子為人低調，孟子個性張揚。
實際上孟子說話直來直去，不僅因為他的性格，也因為他的思想，還因為他的人生態度。這一點與孔子也不同。比如孔子一再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還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同上）。孟子就牛得多。他的名言，是「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也就是說，要想天下太平，這會兒除了我沒別人。這真是好大的口氣！
所以，孟子對誰都不客氣，包括對學生。孔子，我們知道，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孟子就沒那麼好說話。他的說法，竟是「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說，我不屑於教你，那就是教你。這話要是由現在的老師們說，學校裡面還不炸了營？哈！孟子才不在乎別人說他像什麼，是什麼，是不是好學者或者好老師。
實際上孟子也比孔子想得開。孔子對自己的境遇，是有些牢騷的，孟子則不。孟子曾經對一個名叫宋句踐的人說：你喜歡遊說各國君王嗎？我告訴你遊說的態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什麼意思呢？就是別人理解我們，開心；不理解，也開心。為什麼呢？因為君子以道德正義為樂（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所以，一個士人，窮途末路時不失去義（窮不失義），青雲直上時不離開道（達不離道）。能夠做官，就澤惠於民；不能做官，就表率於民。這就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這大約就是孔孟之別了：孔子寬厚謙和，孟子剛直不阿；孔子溫文爾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為人低調，孟子個性張揚。所以，讀孔如飲清泉，讀孟如聞戰鼓。孔子溫柔敦厚，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孟子俠肝義膽，氣勢磅礴，一洗凡馬空。
這樣看，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