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子一樣，墨子也是躊躇滿志。
中國文化有個傳統，叫「上醫醫國」。墨子，就是以「醫國上醫」自居的。在《墨子·兼愛上》，作者一開始就亮明了這個身份。墨子說，聖人是幹什麼的？是專門治理天下的（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怎樣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亂，亂在哪裡，為什麼亂，才能治理（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這就好比醫生治病（醫之攻人之疾者），必須知道病在哪裡，為什麼會生病，否則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同樣，要治理社會，也得先知道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會出問題。也就是說，得弄清社會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書有《兼愛》上中下三篇，就是討論這些問題的（下引如不註明，均見於此）。當然，作為「醫生」，他不但要做出診斷，還要開出藥方。
那麼，當時的社會有病嗎？
有。而且，在墨子看來，病得還不輕。其具體癥狀，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國與國相攻（相互戰爭），家與家相篡（相互掠奪），人與人相賊（相互殘害）。國與國之間，今天你打過來，明天我打過去；家與家之間，今天你搶我的，明天我搶你的；人與人之間，今天你害我，明天我害你，而且明火執仗，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執其兵刀、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墨子管這叫「亂」，也叫「害」。這就是「病象」。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當時的天下，為什麼會亂成這個樣子呢？墨子認為，直接的原因，也有四個，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君臣父子，是當時社會最重要的兩種關係。這兩種關係出了問題，社會豈能不亂？這就是「病因」。
不過，在墨子看來，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還只是社會動亂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則是人們不相愛（起不相愛）。做兒子的，只愛自己，不愛父親，因此損父利己（虧父而自利）。做臣民的，只愛自己，不愛君王，因此損君利己（虧君而自利）。同樣，做父親的，只愛自己，不愛兒子，因此損子利己（虧子而自利）。做君王的，只愛自己，不愛臣民，因此損臣利己（虧臣而自利）。至於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根子也在這裡。諸侯只愛自己的國，不愛別人的國，所以損他國利己國（攻異國以利其國）。大夫只愛自己的家，不愛別人的家，所以損他家利己家（亂異家以利其家）。人民只愛自己，不愛別人，所以損他人利自己（賊人以利其身）。這就是「病根」。
結果是什麼呢？是互相殘殺，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具體地說，就是強勢的威脅弱勢的，人多的壓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負貧困的，高貴的傲視卑賤的，聰明的欺騙遲鈍的。一言以蔽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這就是「病理」。
弄清了社會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麼治？對症下藥，缺什麼補什麼。現在社會的病，既然「以不相愛生」，那麼，治病的辦法，就是針鋒相對，讓人們相愛。墨子說，諸侯相愛，就不戰爭；大夫相愛，就不掠奪；人與人相愛，就不殘害。君臣相愛，就君惠臣忠；父子相愛，就父慈子孝；兄弟相愛，就融洽協調。如果「天下之人皆相愛」呢？那就「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總之，只要人們相愛，「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的病象問題，「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問題，「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的病理問題，便都解決了。
這倒是簡單得很，也便當得很。但正因為簡單易行，人們就難免起疑，就會問：是這樣嗎？墨子的回答是：當然！墨子說，所謂相愛，就是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比方說，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國家（視人之國若視其國），看待別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視人之家若視其家），看待別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樣一種愛，就叫「兼相愛」，也叫「兼愛」。墨子說，如果天下人都「兼相愛」，都把別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還有誰會盜竊（誰竊）？都把別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還有誰會殘害（誰賊）？都把別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還有誰會掠奪（誰亂）？都把別人的國家看作自己的國家，還有誰會進攻（誰攻）？因此，只要「兼相愛」，就一定「天下治」。
從理論上講，墨子的說法完全可以成立。問題是：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種實踐性極強的理論。僅僅理論上說得過去，講得好聽，是不行的，因為人們還會問：做得到嗎？
墨子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問，因此預先設定了回答。墨子說，可能有人會講，你這個兼愛好是好，只是做起來太難了。於是墨子反問：有多難呢？就像少吃飯、穿粗衣、衝鋒陷陣那麼難嗎？可是就連這樣「天下百姓之所皆難」的事，也能做到。想當年，楚靈王喜歡細腰，他的臣下就爭著減肥，一天只吃一頓飯，餓得面黃肌瘦，扶著牆才能站起來。晉文公喜歡簡樸，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墊。越王句踐好勇，他的戰士就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可見再難的事，只要上面喜歡，下面就有人去做。兼愛，有那麼難嗎？要說是舉起泰山飛越黃河，那是沒人做得到。要說兼愛，卻是有人做到過。比如大禹、商湯、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說的兼愛，就從他們那裡學來，誰說沒人做得到？
墨子還說，何況兼愛是有好處的。因為你愛別人，別人也會反過來愛你（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你幫助別人，別人也會反過來幫助你（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樣利人利己、兩全其美的事，怎麼會做不到？反過來，如果你不愛別人，別人自然也不愛你；你不幫助別人，別人自然也不幫助你。這道理，難道還不簡單嗎？
這道理當然簡單，墨子說得也很雄辯。但墨子不愧是科學家（《墨子》一書中，有數學、力學和光學的論文，其中談到小孔成像和凹透鏡原理），他不但要講道理，還要做實驗（姑嘗兩而進之）。怎麼做實驗呢？墨子說，現在不是有兩種主張嗎？一種是主張「兼相愛」的，我們稱之為「兼」；一種是主張「別相惡」的，我們稱之為「別」。假設有兩個士人，一個主張「兼」（執兼），一個主張「別」（執別），而且都表裡如一言行一致，都實踐自己的主義和主張，那會怎麼樣呢？那個主張「別」的就會說，我怎麼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餓了，他不給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給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給治療；朋友死了，他不給埋葬。那個主張「兼」的則會說，我當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餓了，他給吃的；朋友冷了，他給穿的；朋友病了，他來服侍；朋友死了，他來埋葬。眾所周知，我們的戰士常常會要出征，能不能生還沒人知道。我們的官員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國也沒人知道。那麼，他們臨行之前，要託付自己的家庭、父母、老婆孩子，會去找誰呢？傻瓜都能做出判斷。
這樣的實驗，墨子還做了一個，只不過把主張「兼」（執兼）和主張「別」（執別）的人換成了國君。其中一個，不問民眾的冷暖死活。另一個，則時時刻刻把民眾放在心上，急人之急，救人之難。墨子說，如果讓民眾從這兩位國君中選擇一位，他們會選誰呢？不用問吧？所以墨子說，「兼」是對的，「別」是錯的。兼，利人利己利國利民利天下；別，害人害己禍國殃民亂天下。我們該選擇什麼，還用多說嗎？
如此看來，墨子的理論，真是雄辯有力，滴水不漏。墨子自己，也底氣十足。據《墨子·貴義》，墨子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南下到了楚國，想見楚惠王（熊章，楚昭王之子）。惠王以年老為理由，推辭不見，派大臣穆賀去見他。穆賀聽了墨子的遊說，非常高興地說，先生的主張確實高明！問題是敝國的君主恐怕會說「這是賤人的話」而不予採納。墨子說，你們大王生了病，吃不吃藥？葯，也許只不過一把草根。可是天子吃了，也能治病。難道因為它是草根，就不吃了嗎？想當年，商湯去見伊尹，向他請教，就有人反對。反對的理由，就是所謂「天下之賤人也」。可是湯王怎麼說？湯王說，如果有一種葯，吃了以後可以使我的耳朵更靈敏，眼睛更明亮，我一定吃了它。伊尹對於我們國家，就是最好的醫生；他的主張，就是最好的藥物。由此可見，一種主張，你採納還是不採納，關鍵要看它有沒有用（唯其可行）。我的主張，就是管用的葯。不採納我的主張，就好比有大片的莊稼不收割，偏偏要去拾谷穗。攻擊我的主張，則等於是以卵擊石。你就是把天底下的雞蛋都扔完了，那石頭還是石頭，我還是我（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
這真是好大的口氣！事實上，墨子的學說，在當時也確實有很多人擁護贊成。這並不奇怪。因為他的論說，邏輯性極強，不能不讓人折服；他又言行一致，說到做到，身體力行，不能不讓人佩服。既有邏輯性，又有實踐性，既讓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