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第一環節是儒墨之爭。
墨子，是第一個公開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個公開的反對派。為什麼說是第一個呢？因為道家的莊子和法家的韓非，都在墨子之後，年代不能確定的只有老子。但無論老子其人生在何時，《老子》一書卻肯定沒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沒有與儒家發生正面衝突。所以，公開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個。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說墨子是「成心抬杠，處處跟孔子擰著來」（《人往低處走》），很對，而且還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饒人。《墨子》一書記錄的兩家辯論，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風。這也並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輸了，他們也不會記錄在案。這就不像《論語》。《論語》這本書，還是比較忠於歷史、忠於事實的。他人的譏諷，學生的不滿，孔子的狼狽，都如實照錄，栩栩如生，歷歷在目。《墨子》則不同，只有勝，沒有敗。《墨子》之後，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體上只有「過五關斬六將」，沒有「走麥城」。這大約因為孔子的門徒，還有一點「君子風度」和「史家風範」。即便用了「春秋筆法」，總歸不會篡改事實。再說那時儒家還沒有對手，勝不勝敗不敗的，也無所謂。墨子的時代，爭鳴已經開始。各家各派，都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也都要爭取儘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對於這些記錄，我們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當作歷史看，就會有問題。
不過墨家的這些記錄，倒也有趣，從中也可以看出儒墨兩家爭論的焦點，以及他們爭論的方法。比方說，據《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馬子曾經與墨子辯論。巫馬子是誰？有人說就是孔子的學生巫馬施（字子旗），也有人說是巫馬施的後人，這個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說：巫馬子對墨子講，先生做那些「義事」（子之為義也），人見了不相助，鬼見了不保佑（人不見而助，鬼不見而富），先生還做個沒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問：假設先生手下有兩個助理。一個看見先生才做事，看不見就不做。另一個呢？看見先生也做事，看不見也做。請問，先生器重哪一個？巫馬子說，當然是器重無論我看不看得見，都做事的那一個。墨子說，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貴有狂疾者）。
還可以再舉例。據《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辯論。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儀，曾子的學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儀對墨子說，一個君子，應該像鍾一樣。鍾，你敲它，它就響；不敲，就不響。君子也是。你問，他就說；不問，就不說。墨子說，是啊是啊！現在沒人敲，你這口「鍾」怎麼響了？意思也很清楚：我並沒有問你，你怎麼說話了？意思很清楚：你們儒家，豈不是出爾反爾、自相矛盾嗎？
看來，墨子總是能從儒家學說中找到漏洞，然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磚頭砸儒家的腳。仍據《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學生和墨子辯論。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傳人」，前面說過。子夏的學生問墨子：君子之間也有爭鬥嗎？墨子說，沒有（君子無斗）。子夏的學生說，豬狗之間尚且爭鬥，士人之間怎麼會沒有爭鬥？墨子說：好可悲啊！某些人，說起話來，總是言必稱商湯王、周文王；做起事來，卻和豬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僅此三例，我們就不難看出，墨家與儒家可真是勢不兩立。況且，墨子並非只和儒家之徒辯論，他還指名道姓地攻擊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們的立場），墨子講了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時的一件事。孔子周遊列國，困於陳、蔡之間，這事是有的，我們前面也說過（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但墨子講的故事，就聞所未聞了。墨子說，當時孔丘等人，餓得只能吃野菜。後來子路蒸了一隻小豬給他，他不問肉的來路就吃了。子路又剝下別人的衣服去換酒，他也不問酒的來源就喝了。等到魯哀公迎他回國，席子擺得不對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類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問他為什麼與「窮於陳、蔡之間」時判若兩人。孔丘說：來，我告訴你！那時你我是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為了求義（苟義）。於是《非儒》說：肚子餓，就不惜妄取；吃飽了，就裝模作樣。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奸詐虛偽的嗎（污邪詐偽，孰大於此）？
茲事體大！這事如果屬實，則孔子虛偽；不實，則墨子造謠。可惜此事的真實與否，現在是無法查證了，只能猜測。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門徒、追隨者那麼多，其中有沒有人虛偽，有沒有人造謠？可能有。但孔子本人並不虛偽，墨子本人應該也不會造謠。那麼，這故事從哪裡來的？也有兩種可能，一是誤聽訛傳，二是別人所講。學術界原本就有一種觀點，認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適先生就認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諸篇，都可能是墨子後學所為。苟如此，墨子當然可以不負責任。
實際上《非儒》一文中不實之處甚多，有的簡直就是信口開河。比如說孔子身為魯國大司寇，不幫助國君，卻幫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孫）；說魯國的竊權者陽貨、晉國的叛亂者佛肸是孔子的學生等等，就明擺著不是事實。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鑿鑿，還一口咬定是孔子帶壞了他們，道是「徒屬弟子，皆效孔丘」，還說「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說白了，這是愣往孔子頭上扣屎盆子，繞著彎地罵孔子「心術不正」，近乎人身攻擊。這就讓後世許多人不以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學者畢沅換成了「孔某」。因此，我們會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寫「孔丘」，寫「孔某」，也都對，不是硬傷。
不過我認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諸篇是墨子後學所為，代表的也是墨家觀點。何況按照學術界的主流意見，《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孫叔平《中國哲學家論點彙編·先秦編》）。這就說明，墨家對孔子和儒家的攻擊，已經到了處心積慮甚至不擇手段的地步。於是我們就要問：墨子和墨家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批判儒家？
這就要弄清楚墨子與孔子有什麼不同。
首先是時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詳，尊稱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據清末經學家孫詒讓《墨子間詁》考證，大約生於公元前468年，卒於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說，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歲。孔子去世後，墨子才出生。我們知道，《春秋》經文的最後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魯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戰國時代，則開始於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歲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時代就結束了。墨子在世，戰國時代也開始了。所以張蔭麟先生說，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子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中國史綱》，下引均見此書，不再註明）。
春秋與戰國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相同的是天下無道，沒有正義和公平；不同的是，戰國時代社會更動蕩，政治更黑暗，戰爭更頻繁，人民更痛苦。換句話說，春秋時期，是客客氣氣、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壞；戰國時期，就改成肆無忌憚，明火執仗，殺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頭了。這一點，我們以後還會說到（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因此，生活在春秋戰國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強烈，態度也就更憤激。孔子雖然也對現實不滿，但他更多的還是委婉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希望統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戰鬥性則更強，他幾乎毫不掩飾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看看《墨子》一書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樂、非命、非儒。這等於是舉著牌子，旗幟鮮明地宣布：我反對！
墨子與孔子的第二點不同，是立場不同。孔子的立場是貴族的，甚至是統治階級的。他多半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想統治階級之所想，急統治階級之所急，替他們謀劃長治久安的方略，設計天下太平的藍圖。據《論語·顏淵》，公元前517年，三十五歲的孔子曾經到齊國找工作。齊景公向他問政，孔子回答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說，這話說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糧食，我能吃到嘴裡嗎？看來，孔子對君主有沒有飯吃是很關心的，雖然他也關心人民有沒有飯吃。
墨子的立場則是平民的，甚至是勞動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想勞動人民之所想，急勞動人民之所急，為勞動人民奔走呼號，爭取權利。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張。這十大主張，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倫理思想，這就是兼愛。這是墨子思想的總綱，後面要著重講。二是政治思想，這就是尚賢、尚同、非攻。三是經濟思想，這就是節用、節葬、非樂。四是宗教思想，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請參看李小龍《墨子譯註·前言》）。這些主張，便都與他的立場有關。
比方說，墨子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