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孔子大約也是會做官的。對於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準備，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們讀《論語》，會發現多次有人問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論語·顏淵》，就有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問政，季康子問政；《論語·子路》，則有子路問政，仲弓問政，子夏問政，葉公問政。問政的人，有執政者，也有學生，孔子都對答如流，留下了許多治國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比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說，孔子為他的從政做了充分的準備，而且是「時刻準備著」。
孔子也有想法。為了這些想法，子路還頂撞過孔子。這事可能發生在衛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歲、子路五十五歲那年。這年，衛國的國君衛出公準備聘用孔子。據《論語·子路》，子路聽說後，就去問他老師：衛君正等著先生去實現政治主張（衛君待子而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準備幹什麼（子將奚先）？孔子說：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馬上就表示不以為然。子路說：先生真有這想法嗎（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幹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聽，勃然大怒說：仲由！你也太野蠻、太粗魯、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個君子，對自己不懂的事情，是應該保持沉默的（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你怎麼信口開河！
看來，至少從子路開始，說直話的就不討人喜歡。於是六十四歲的先生，就開始教訓他五十五歲的學生。孔子告訴子路，正名是極其重要的。孔子說，名分不正，言語就不能順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語不順暢，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順，則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禮樂就不能復興（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復興，刑罰就不能得當（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會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難道是小事？
正名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孔子的施政綱領，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什麼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來做人做事。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應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都守規矩，不胡來，社會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對子路說，規定了一種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說出來；說出了這個道理，也就一定能夠做到。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論語·子路》）。
那麼，孔子在衛國正名了嗎？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嗎？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孔子在衛國只呆了四年，衛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時就離開了。據《左傳·哀公十一年》，當時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車子就走（退，命駕而行）。走的時候還說：鳥是可以選擇樹的，樹還能選擇鳥嗎（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看來他是碰了釘子。
忠實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衛國（也可能在魯、衛兩國之間往返），而且在衛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體面地犧牲在衛國的動亂中。據《左傳·哀公十五年》，當時子路被人用戈擊斷了冠纓。冠纓斷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說，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雙手系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據《禮記·檀弓上》，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廚房倒掉所有已經做好的肉醬。
孔子對於做官或者從政，有準備，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觀點，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則要堅持，身體不能吃虧。怎麼做呢？孔子的辦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第一段話當中的「危」，當然是危險的意思。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就是危險的國家不去，動亂的國家不呆。第二段話當中的「危」，有多種解釋，楊伯峻、李澤厚等先生都譯為「正直」，我同意。孫，讀如遜，意思也是遜。所以，這話的意思就是：國家政治清明，就說話正直，行為也正直（危言危行）。國家政治黑暗，行為還是要正直，說話就得謙虛謹慎（危行言孫）。行為為什麼要正直呢？因為行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說話為什麼要謹慎呢？因為說話不謹慎，惹毛了那些不講道理的執政者，他們就把你「喀嚓」了。違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話不能講，這就是孔子的原則。這讓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張：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兩位聖哲之言，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賞衛國的大夫寧武子。孔子說，寧武子這人不簡單呀！他是「邦有道，則知（智）；邦無道，則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寧武子就聰明；國家政治黑暗，寧武子就糊塗。他的聰明，我們或許比得上。他的糊塗，我們就比不上了。一個聰明人，怎麼說糊塗就糊塗了呢？很簡單，裝糊塗唄！事實上，「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只不過意思變了。
衛國的另外兩位大夫，史魚（史鰌，字子魚）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賞。史魚是「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則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也就是說，無論政治狀態如何，史魚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樣直（如矢）。蘧伯玉呢？則是在清明的時候出來做官，黑暗的時候把本事藏起來（卷而懷之）。這兩種態度，孔子也都贊成。為什麼贊成史魚呢？因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為什麼贊成蘧伯玉呢？因為孔子的主張，是「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國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來，人家逼你出來做官，可怎麼辦？
孔子欣賞的人，還有他的學生南容，也就是南宮适（適音括，也寫作括）。南宮适是魯國人，生卒不詳。他的情況，是「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國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喪家狗》）。這樣的人，孔子也喜歡，還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兒嫁給了他。
其實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種一根筋的書獃子。他不但善於為人處世，應付權貴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歲住在魯國的時候，魯國的政治狀態是不怎麼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後來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陽貨（也叫陽虎）把持。什麼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務，是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齊家）。大夫的任務，則是幫助國君治理國家（治國）。國，是國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國君的助理。現在，國政居然被家臣把持，這就是禮壞樂崩，君臣錯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順，雙重的胡作非為了。孔子當然不願意合作。
可惜一個人做不做官，並由不得自己。孔子對於陽貨，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據《論語·陽貨》，陽貨執政時（估計就是魯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來做官，也很想讓孔子來拜訪自己。孔子不去，陽貨就送給孔子一隻乳豬（應該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當時的禮節，孔子應該上門道謝。這下孔子難辦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時，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說，故意挑了個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沒想到在路上撞個正著（遇諸塗），被陽貨數落了一通。陽貨說：你過來，聽我跟你說（來！予與爾言）！國家混亂不堪，卻揣著明白裝糊塗，能夠算作「仁」嗎（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孔子不吭氣。陽貨便自己說：不能！又問：明明喜歡做官，卻一再錯過機會，能夠算作「智」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孔子又不吭氣。陽貨又自己說：不能！然後陽貨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年齡不饒人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意思是你看著辦吧！孔子沒辦法，只好假裝答應出來做官（諾，吾將仕矣）。當然，孔子並沒有當真去做，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陽貨離開魯國之後。
陽貨為什麼一定要孔子出來做官呢？不清楚，大約是要搞「名人效應」。這也是歷代統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權臣」的慣用手段。比如後來的曹操，就網羅了諸如孔融之類的名流，來給自己撐檯子、撐門面。陽貨要孔子做官，或許有這意思。
其實，孔子還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蘆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這可以用《論語·季氏》中的一個故事來證明。前面說過，孔子所在的魯國，政治狀態是不怎麼好的。國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挾持。魯國的大夫中，勢力最大的是季孫氏。陽貨，就是季孫氏的家臣。孔子，也做過季孫氏的家臣。季孫氏的當家人，先後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