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里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里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
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唯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競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
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云：「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
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
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
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洒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
一般的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意兒。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
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
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云：「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對象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
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事、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
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
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
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伙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
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
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布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
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
中國人喜歡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