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不但葷話和風話是性的閑話，且是關於婚姻的閑話，實際上也有不少是圍繞著性這個話題的。似乎可以這麼說，閑話，也是一種性宣洩的方式。或者說，也是中國人處理男女關係問題的一種方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把「閑話」，也列入本書討論的範圍之中。
那麼，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愛說閑話，尤其是愛說關於男女關係的閑話呢？
在我看來，這裡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性不僅是一種「讓人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種「讓人來說的東西」。外國人說，中國人也說；做的人說，不做的人也說；做過的人說，沒做過的人也說；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說，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說；甚至剛剛做過而且已然得到了滿足的人，也會說，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說得還多，還厲害。這就不能把「說」歸結為性壓抑的宣洩，而只能歸結為「性原本就是一種必須轉換為話語的東西」。
事實上，性一直就是一個「做」與「說」的交替過程；做了說，說了做；越說越想做，越做越想說。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為（做），也有性藝術、性文學、性科學和性教育（說）。如果說性科學和性教育主要是為了「做」，那麼，性文學和性藝術，則應該說主要是為了「說」。許多性文學和性藝術作品，根本就沒有科學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內容，或者只是把它們作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實還是為了「說」。似乎只有把它說出來，心裡才不會「憋得慌」。至於說出來以後社會效益如何，則全看說的人自身修養了。修養高的，也許會產生高雅的藝術作品；修養差的，便只不過是「下流話」。但雅也好，俗也好，在「必須說」這一點上，並無二致。
然而，性這個話題在中國，又恰恰是不可說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畢竟是一件必須隱秘的事，豈能堂而皇之地公開討論？更何況，「萬惡淫為首，」如果不是為了生兒育女、傳宗接代，「迫不得已」，原本是連性本身，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滅的，又豈容大說特說？說，決不僅僅只是「說說而已」。「言為心聲」，想說就想做。倘若不想，說它做什麼呢？所以，有穢言，則必有淫心。可見，即便為了杜絕淫心，也必須禁止談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性又不可說。
其次，性不僅不可說，而且也不可隨便做。前已說過，只有夫妻關係，才是「正當」的男女關係。但即便是夫妻，過多的性關係也是「淫」。淫這個詞，本義就是「過分」和「失度」。過分和失度當然是不好的。補藥補品吃多了尚且會生病，況乎性事？自然以節製為好。但可惜，這個「度」，又幾乎從來沒有一個科學的量化標準。因為要制定科學的量化標準，首先就得進行實驗和研究，也就是要做要說。不能做和說，則科學標準也無由制定。結果，一來二去，過分不過分，便都成了「淫」。
於是，性不僅不可說，而且也幾乎不可做。不可做又不能不做，便難免「亂做」；不可說又不可不說，則難免「亂說」。前者是造成了通姦、亂倫、嫖妓、性錯亂和性犯罪，後者是產生了黃色淫穢讀物和低級下流葷話。這兩件事，都是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的。相比較而言，一般性地說閑話，倒不失為一種可以容忍的宣洩方式。因為閑話之不同於別的什麼話，正在於一個「閑」字。閑這個字，有「空閑」義，也有「空白」義。比如「閑職」其實就是沒有職務，「閑差」就是沒有差事，則「閑話」也就等於沒說，是「白說」。等於沒說，就沒有不良後果（其實是有，姑不論）；但實際上是說了，就可以達到宣洩目的。「白說」無妨，自然「不說白不說」，所以大家都愛說閑話。
事實上，閑話也很難被禁止。其原因，就在於它原本不過是「閑」話。閑這個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國人說話辦事，歷來講究規格、格式。這些規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內外之別等，無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話是「官話」，非正式的話則是「閑話」。閑話既然非正式，自然也無妨「出格」。男女關係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難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話，也就只能變成閑話。
閑話既然不是官話，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問題。更何況，男女關係是一個現實問題，原本就迴避不了。所謂禁言，也無非只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於消滅，避而不談不等於消亡，正所謂「紙里包不住火」。既然紙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這張紙，去做一隻燈籠。既多少能看見一點火，又看不真切，還不會燒著手，豈不十分合適？中國的性閑話，有時便有點像燈籠。
總之，一方面，性必須說又不可亂說，另方面，性必須做又不可亂做。不可做，就只好說；不能正式說，就只好不正式地說。一路「砍價」下來，最後的成交就是閑話。
但，中國人的愛說閑話，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前面屢次說到的一個問題：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是「無愛之婚」和「無性之戀」。婚姻中沒有愛，就只好到婚外去求愛；生活中沒有性，就只好言談中去說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竊」，也才有田間隴上、街頭巷尾的「閑話」。
更何況，「竊不如說」。
所謂「竊不如說」，也就是「偷情」不如「閑談」。首先，偷情要有對象，這個對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膽量，這個膽量很難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這個地方不易尋；第四，偷情要有金錢，而多數人大約掏不起。正所謂「有賊心無賊膽，有賊膽無賊地，有賊地無賊錢」，如此算下來，豈非「可望而不可有」？
說閑話就便當多了。對象不用尋找，場地不用選擇，腰包再癟也沒關係，一張嘴皮就是本錢。更何況，偷情是要擔風險的：社會不容，家庭不許，輿論要譴責，有關部門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姦，光是那份丟人現眼，便足可毀掉自己的一生，這實在太不值了。說閑話卻沒有風險。首先，閑話是人人愛說，個個愛講的。既然是一種「公眾行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講錯了，也「法不治眾」。其次，閑話說得再過分，也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真做。「君子動口不動手」，既然並未動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訓，「論跡不論心」，並不怕道德譴責。第三，閑話原本不過是閑話。說的人不當回事，聽的人也不當回事。如果誰把閑話當回事，那就是「神經病」。如果不是「神經病」，則可能是「假正經」。道理很簡單：我們都不當回事，為什麼你偏偏當回事呢？我們都沒聽出什麼來，為什麼偏偏你聽出來了呢？「言者無心，聞者有意」，看來還是你自己心裡「有鬼」。有鬼才「見鬼」。你既然「見鬼」了，則只能證明你「有鬼」。那麼，有誰願意承認自己「有鬼」呢？沒有，所以，也就不會有人出來制止別人說閑話。如果有誰出來制止，即便不被目為「有鬼」，至少也會被認為是「多管閑事」，讓人討厭，弄得自己沒人緣。
說閑話既沒人管，自然「不說白不說」。更何況，不說閑話，風險更大。因為中國人一貫認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說」，那就肯定會「做」。不說的原因，無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懶得說了。否則，為什麼不「與民同樂」呢？
閑談不僅比偷情更少風險，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總是局限於某一特定的對象，閑話卻並無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當作「准情人」，或愛慕，或意淫。其次，偷情訴諸行為，閑話卻討諸想像。行為帶來的快感是實在的，也是有限的；想像帶來的快感是虛幻的，卻又是無限的。它甚至可以創造行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與實在快感共生的實在煩惱。第三，偷情總有顧忌，往往很難盡興，閑話則百無忌諱，自然不妨放肆。性，無論是做，還是說，總以「放肆」為樂。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進行，就因為只有在那種條件下，才可以不顧廉恥而為所欲為。偷情既然是「偷」，便總難免在心理上有陰影、有障礙。可以毫無顧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約真的只有那些「少廉鮮恥」之輩了。對於大多數尚有羞恥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還是「竊不如說」。
但更重要的，也許還在於只有閑話，才使性變成了一種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兩個人私下裡快活的事嗎？為什麼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它是「隱私」，也因為它是「禁忌」。我們知道，禁忌往往是「誘惑」的同義語。一種東西，如果不構成對人的誘惑，也就不會成為禁忌。同樣，許多東西，如果不是因為成了禁忌，也許就不一定會對人成為誘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爛，如果被特地鎖進了保險柜里，說不定就會有竊賊來探個究竟；而價值連城的珠寶如果隨隨便便地放在一個極不起眼的木盒中，說不定便反倒無人問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從它變成禁忌以後，便無端地產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