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從來就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無論中央政府是在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或者北京，廣州都是一個邊遠的、偏僻的、鞭長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鎮。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規格，它顯然只能屬於最遠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長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嶺之隔，足以讓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視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然而從長安到成都，實在比到廣州近得多 所以古人從未有過「粵道難」的說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到過廣州，也不大想到廣州。事實上，「蠻煙瘴雨」的嶺南，歷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紀清廷官方規定的標準行程，從北京到廣州驛站，竟要56天（加急為27天），則對於所謂「天高皇帝遠」，便會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想想看吧，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差」，多少事情做不下來？
廣州距離中央政權既然有這樣遠的路程，那麼，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廣州，在事實上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習慣了中央政府這種態度的廣州人，當然也早就學會了「看一隻眼不看另一隻眼」，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斬後奏，甚至斬而不奏。
這種文化心理習慣在改革開放時期就表現為這樣一個「廣東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只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份，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著的是那隻「閉著的眼」，福建人看著的是那隻「睜著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隻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隻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後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看來，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廣州離「皇帝」很遠，離「外面的世界」卻很近。
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蕃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蕃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蕃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
不過那時的中國，的的確確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遠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優越，尤其對於那時來華的「白蠻、赤蠻、大石、骨唐、崑崙」等國，就更是如此。總之，廣州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國文化的優越感為「底氣」的。這也是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廣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而上海則是在「一張白紙」的情況下開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紀初，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已大不如上海：廣州進出口的噸位數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則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雖在廣州之後，卻比廣州「徹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車夫一類「苦力」說「洋涇浜英語」外，一般來說只要肯學，英語說得都很好。廣州人卻喜歡把外來語言「本土化」，發明出諸如「打的」、「打波」之類「中外合資」的詞語，或諸如「佳士得」、「迷你」、「鐳射」之類中文色彩極濃的譯名。廣州給人的怪異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些話語的「不倫不類」引起的。
但這對於廣州人卻很正常。廣州人的「文化政策」，歷來就是「立足本上，兼收並容，合理改造，為我所用」。比方說，他們也用漢字，卻堅持讀粵音。當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他們是連「國語」都學不會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明了一大堆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的「漢字」。廣州人對待中原文化的態度尚且如此，逞論其他？
其實，這也是「天高皇帝遠」所使然。
所謂「天高皇帝遠」，顯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須自力更生。所以，廣州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意識也就特彆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廣州和嶺南人民正是靠著自己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自己闖開了一條生路，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獨創精神幾乎已成為他們的「文化無意識」。任何人只要稍加註意，就不難發現，廣州的文化，從飲食服飾、建築民居，到音樂美術、戲劇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與內地大相異趣。自唐以降，優秀的嶺南詩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而近代崛起的「嶺南畫派」，更是銳意革新，獨樹一幟。嶺南畫派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兼容西方攝影、透視等方法，終於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廣東音樂則在運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大膽採用外來樂器，於是便以其寬廣豐富的音域和優美嘹亮的音韻深得人們喜愛，享譽海內外。
實際上，即便廣州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相當隨意和注重個性。廣州菜肴、點心、粥面品種之多，堪稱中國之冠。除嶺南物產豐富、粵人注重飲食外，要求「吃出個性來」，也是原因之一。廣州人的穿著，更是五花八門。或講面料，或講款式，或講名牌，或講新潮，但更多的還是自己覺得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或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比如穿西裝不打領帶，穿皮鞋不穿襪子等（此為廣州與深圳之不同處）。相反，穿得過於一本正經，在廣州反倒會有怪異之感。一位廣州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西裝革履地走進來，大家便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改賣保險 」原來，在廣州，只有推銷員才會穿得一本正經，其他人都穿得隨隨便便。反正，在廣州，衣食住行均不妨個性化。不過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總和內地不一樣。內地人穿中山裝軍便服時，他們穿港式襯衫花衣服；內地人西裝
領帶衣冠楚楚時，他們把西裝當茄克穿。內地人早上吃稀飯饅頭時，他們早上喝茶肩地人以「正宗粵菜生猛海鮮」為時尚時，他們卻對川菜湘菜東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得外地人一進廣州，就覺得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實說怪也不怪。廣州既然是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人來管他們和幫他們，他們當然就會按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說三道四。事實上，即便有「北佬」評頭論足，廣州人也既聽不到又聽不懂。即便聽到了聽懂了，也「沒什麼所謂」。廣州人不喜歡爭論而喜歡實幹，而且喜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干。在廣州人看來，北京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都是「沒什麼所謂」的。或者借用一個哲學的說法，都是「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要說爭不出什麼名堂，即便爭得出，也沒什麼實際效益。既然如此，爭論它幹什麼？顯然，廣州人廣東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的原則是「不爭論」，而廣州人也好廣東人也好，都不喜歡爭論。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廣州或廣東無思想。恰恰相反，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命運前途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尋味的。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日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或許就因為它「天高皇帝遠」！
廣州與內地城市之最大區別，也許還在於其經濟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地城市，基本上是出於兩種目的而建立的，這就是「政治」和「軍事」。主要出於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立的則叫「鎮」。鎮。有重壓、安定、抑制、鎮服和武力據守等義。所以，重要或險要的地方叫鎮，在這些地方設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鎮。鎮以軍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軍事，故北京是「城」，武漢是「鎮」。城講「文治」，鎮重「武備」，它們都不會把商業和商品生產放在首位。
廣州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儘管廣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別名，但廣州的城市性質，卻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