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秘密，也許就在於上海是「灘」。
北京是城，上海是灘，這幾乎是並不需要費多少口舌就能讓人人都同意的結論。北京的城市象徵是城牆和城門，是天安門和大前門，上海的城市象徵則是外灘。正如不到天安門就不算到過北京，不到外灘也不算到過上海。那裡有一個英國猶太人用賣鴉片的錢蓋起的「遠東第一樓」（和平飯店），有最早的水泥鋼結構建築上海總會（東風飯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築顛地洋行（市總工會），有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華俄道勝銀行上海分行（華勝大樓），有外商銀行的巨擘滙豐銀行（原外灘市府大樓），有上海最豪華的旅館之一上海大廈，當然還有江海關、領事館、招商局。這些高低不齊風格各異的建築，默默無言地講述著近一百年來最驚心動魄的故事。當你轉過身來。又能看見蔚為奇觀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的新大樓。外灘，既代表著上海的昨天，也代表著上海的今天。
一個知識女性這樣描述她對外灘的感受：「一面是中國流淌千年的渾濁的母親河，一面是充滿異國情調的洋行大廈群，外灘濃縮著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東西交匯、華洋共處的上海歷史，記載著這個如罌粟花一樣奇美的城市的血腥與恥辱、自由與新生。夜霧微浮的時候，看夠了江上明滅的燈火和遠處城鎮的輪廓，我常轉過身，伴著黃浦江上無止無息的濤聲和略帶苦澀的河風，觀望匆匆或悠閑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廈群里哪幢是上海總會，哪幢是日清輪船公司、大英銀行、義大利郵船公司……外灘，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麗的風景、最精緻的象徵。」（黃中俊《尋訪城市象徵》）
其實，外灘不但是上海的象徵，也是上海人的驕傲。正如陳丹燕所說：「甚至在最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產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著白色的外灘風景」（《上海的風花雪月》）。而那些介紹上海的小冊子，也總是拿外灘的風景照作封面。的確，對於上海這樣一個沒有多少風景可看的城市來說，被稱作「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外灘無疑是最好看的 上海現在當然有了許多「更好看」的建築，但它們都太新了，很難讓人產生聯想。外灘就不。走在外灘，你常常會在不經意中發現說起來不算太老卻也沉睡了多年的歷史，看到一些字林西報時代的東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衚衕和廢園裡，一不小心就會碰見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個滿懷一樣。
外灘確實是「石頭寫成的歷史」。那高低錯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棟西洋建築，那兩座大樓間沒有一棵樹的窄街，那一盞盞老式的鑄鐵路燈，那有著銅門和英國鐘的海關，還有那被陳丹燕稱之為「像一個寡婦一樣，在夜裡背時而抒情地站著」的燈塔，都讓你浮想聯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點歷史，又有足夠的想像力，你就不難想到，在大半個世紀以前，這些路燈下站著的是些什麼人，那些銅門裡出進的又是些什麼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樣的。那時，北京城裡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監，北洋時代的軍閥、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隱的官員，做過京官的士大夫，聖人一樣的教授學者，雍和宮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遊方道士，算命先生，變戲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頭的，唱蓮花落要飯的，以及無所事事的衚衕申子等等。當然還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的，「頭頂馬聚源，腳踏內聯升，身穿瑞蚨祥」，出進茶館、戲園子和爆肚兒滿，喝茶、票戲、不著邊際地海聊。而在上海，在這個「十里洋場」的灘上，活躍的則是商業巨頭、大亨、大班，洋行里的買辦和大小職員，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報館裡的編輯記者，靠稿費謀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著精明的賬房、夥計、學徒、侍應生，無處不在的掮客、包打聽和私人偵探，摜浪頭的阿飛、白相人和洋場惡少等等。當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和裝作體面的人，便會西裝筆挺，皮鞋鋥亮，頭髮一絲不苟地梳著，走進外灘那些代表著工業文明雅緻時代的建築，在生著火的壁爐前，品嘗風味純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過海而來的雅緻的生活。
於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確實是和北京、和中國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簡單地說：北京是城，上海是灘。
把上海稱之為灘，應該說是恰當的。
「灘，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衝擊而在人海處之所形成者，就叫「海塗」、「海灘」或「灘涂」。顯然，把上海稱為「灘」，是十分準確而又意味深長的。從地理上講，上海正是這樣一個生成於長江入海口的灘涂地帶；而從文化上講，上海則正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衝擊積澱的產物。上海，當然是灘。
事實上，上海從來就沒有被當作「城」來建設。在古代中國，「城」的建立和建設，往往因於政治或軍事的需要。它們的命運，也總是和王朝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王朝興盛，則其城也立焉；王朝衰敗，則其城也毀焉。因為它們作為王朝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總是會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財政支持，也總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結果，中國的「城」，便不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幸運兒（如開封），就是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現，卻與此無關。它的命運一開始就和中國的那些古城不一樣。因為水運和通商的緣故，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設縣，範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青浦、川沙、南匯四縣，隸屬松江府。此後260餘年間，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為了抵禦倭寇的侵擾，上海才建築了城牆，但卻是圓的，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上海，似乎從根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這個怪模怪樣、不倫不類的城牆，也沒能存在多久。上海開埠以後，城牆之阻礙車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為幾乎全體上海人的共識。於是，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上海城牆被拆除。上海，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建城最晚而拆牆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並極具戲劇性的變化，城牆的拆除也許不過小事一樁，但卻頗具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因為沒有牆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牆而成者也。沒有了那個「土圍子」，還能算是城 事實上，上海從其歷史真正開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沒有打算成為什麼「城」，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沒有像建設其他城市那樣按照「城」的模式來對上海進行規劃，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讓。1846年，也就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年，英國人首先佔據外灘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開租界之先河。此後二十年左右，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確立，並整整存在了一個世紀，同時還波及到其他城市。這種事情，在北京顯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豈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卻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看來，上海無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產稻米，又不產絲綢，風水也不怎麼樣。鬼子們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賞給他們，隨他們折騰去，諒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現在看來，道光爺、咸豐爺們顯然是失算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口子一開，太平洋上強勁的海風，自然是長趨直入，何況又佔領了這樣一個灘頭地段？西學之東漸，自然便有了一個最為便當的跳板和基地。於是，為當時並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個世紀之後，上海便出落成與北京迥異的國際化大都會，而且處處與北京作對。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鶴便指出：「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恆處對峙地位。」（《上海閑話》）事實上也是如此。本世紀初，上海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大本營，公然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本世紀中，它又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至於文化上的南北之爭、京海之辯，自然也不在話下。
更何況，上海雖然搶了灘頭，卻也並非沒有後援。天津、漢口、廣州、廈門、寧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應。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漢口深入腹地，意義尤其不同凡響。總之，山下之城，已難抵擋水邊之灘的挑戰。
當然，上海一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
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擺攤」。
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攤子」 ——江海關、跑馬場、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禮拜堂、西菜館、拍賣行，全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又是些什麼樣的「攤主」 ——冒險家、投機商、殖民者、青紅幫、皮條客、拆白黨、交際花、維新黨，全都躊躇滿志，膽大妄為。城牆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