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八 官氣與痞氣

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讀者如有興趣,不妨讀讀龍應台的《吵架》一文。這篇文章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轉載,現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應台的確沒法不吵架。

按照龍應台自己的說法,她這個因「生氣」而出名的中國人,動身之前就一再告誡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氣」,因為至少有三條理由告訴她不能生氣不該生氣而且不必生氣。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應戰。「你!」一個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這時人潮正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手指穿過人群直指龍應台:「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牽著孩子的手,尤應台乖乖地擠過去,只覺得那個女人說話的聲調、氣勢,就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龍應台想。「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字。尤應台遞上證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了下來。可是,龍應台的孩子,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

這一架好歹沒吵起來,但後來,尤應台終於忍無可忍。

問題是,檢疫口的那個女人,為什麼偏偏要和龍應台過不去?也不為什麼,就因為她是中國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機。於是,那女人便輕而易舉地把她從一群白人中挑出來

是中國人就可以凶,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邏輯。

那麼,後來為什麼又像泄了氣的球 因為龍應台雖然是中國人,卻又是「台灣同胞」。要對「台灣同胞」也頤指氣使凶神惡煞,得到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現在,諒她還不敢!

不難設想,如果龍應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陸同胞一,後面還將受到什麼樣的「禮遇」。這種「禮遇一我們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於一位讀者寫信給《北京晚報》說,龍應台這「氣」生得實在不值當。因為這些事情咱們早就司空見慣,想氣都氣不起來。這位讀者還說,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想當什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但照我看來,這位讀者真是「痴心妄想」。當街坊鄰居?當熟人朋友?沒門兒!

為什麼沒門兒?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要想「官兒」同你當街坊鄰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許有人會說,那個女人其實也不算什麼官。是不算什麼官,可她有權是不是?有權就行 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只有對「台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台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或許還會有人問: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權吧,也用不著那麼凶呀?這你就不懂 像她那樣的「弼馬溫」,不凶,怎麼顯出是個人物來?要不,怎麼叫「拿著雞毛當令箭」

那麼,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 也是官么?當然不是。可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還是「京官」。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級,都是小地方人。」這就叫「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

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什麼是官氣?說到底,官氣就是驕虎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麼底氣不足 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迴避」的牌子等等。

痞氣亦然,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

事實上,正如座山雕的時代「兵匪一家」,王朝時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韋小寶」,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內」。「高衙內」仗勢欺人,靠的是官威,擺的是官譜;「韋小寶」官運亨通,則無非因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賴臉。封建社會的官場作為最骯髒齷齪的地方,從來就不乏病氣,只不過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淪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氣便暴露無遺

所以,北京「官商」中態度惡劣者「霸」,「私商」中態度惡劣者「痞」。比如龍應台在「官商」地盤裡(首都機場)體驗到的便是霸氣,在「私商」地面上(日壇市場)體驗到的則是痞氣。不過表現雖不同,性質卻一樣,即都是蠻橫無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這其實又是封建社會的官場病毒。封建社會的官場鬥爭,從來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賴」的。表面上的認輸服軟,是為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報仇雪恨。而長期的「奴化教育」,則養成了不以作踐自己(比如自稱奴才自打耳光)為恥的變態心理。因此,北京城內不但有著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慷慨赴難的燕趙俠骨,憂國憂民的志士情懷,雍容華貴的大家風範,平和恬談的貴族氣度,溫柔敦厚的京都民風,也有驕虛的官氣和鄙俗的痞氣。事實上,只有那些遠離城市的地方才會有純樸的道德,但卻又不會有雍容氣度和開闊眼界。

當然,痞氣更多的是一種市井氣。因為市井小民無權無勢,沒什麼本錢與人抗爭,也沒有多少能力保護自己。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為了找個心理平衡,他們不能不學會世故和圓滑,甚至學會損人和耍賴。北京的平民比誰都清楚「硬抗不如軟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臉有時比義正詞嚴更管用。久而久之,無奈就變成了無賴,圓滑就變成了油滑。同時,粗獷和粗糙也變成了粗魯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說會道,就構成了痞氣。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台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氣甚至能「上升」為藝術,比如紅極一時的「痞子文學一就是。這種文學的產生,除這裡不能細說的時代原因外,與北京城的城市特徵也不無關係。即:一,北京本來就是一個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東西,在這裡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氣和厚重,使任何東西都能在這裡得到升華;三,北京人本來就多少有點欣賞痞氣,如果痞得有味道還有內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楊憲益先生詩云:「痞兒走運稱王朔,浪子回頭笑范曾。」不管我們對這兩個人作何評價(本書無意褒貶),都可以肯定他們只會出在北京。

如果說,官氣在朝痞氣在野,那麼,又有官氣又有痞氣的,就在朝野之間。

這個介乎朝野之間的所在,就是學術界。

北京的學術界無疑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北京有國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有全國最好的高等學府,那裡精英輩出,泰斗雲集;有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那裡館藏豐富,積累深厚;有國家出版社、國家電視台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能為學術成果的發表提供最好的園地;何況北京位居中央,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消息靈通,發言權威,總能得風氣之先,居全國之首。北京的學術界,不能不優秀。事實上,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成果出在北京,中國最傑出的學術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來一直被全國視為楷模的學術傳統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未能免俗地有著官氣和痞氣。

魯迅先生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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