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兩種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幾。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麼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歷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 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瀰漫的世俗社會裡，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著學
在這樣一種氛圍里啟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一個人，在官場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麼？是人緣。只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才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著了涼您哪！」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啰嗦。這種禮數也是衚衕四合院里訓練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里道的，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家有個什麼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里嘗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
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裡原本是俱為一體的。「您來點什麼？」「您猜怎麼著？」「您在這兒聽是不？」「您又棒錘了不是？」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只有這麼說，才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里還透著關切，透著親熱，這就是人情。同樣，也只有這麼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才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麼不好沒什麼錯。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的。只有對懷裡抱著的小娃娃，才可以這麼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眯眯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這裡面講究大 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家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麼問，豈非把人家當成了「毛頭小曠？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著，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麼。所以，即便發生衝突，也不能罵人，只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罵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麼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罵人，可不罵心裡又憋得慌，於是「罵」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罵人的藝術。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麼事可做什麼事不可做，什麼話可講什麼話不可講，以及什麼事該什麼時候做，什麼話該什麼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齣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樣，勞駕、費心、借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向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才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著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裏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著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里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准數？風水輪流轉，沒準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麼 消停些吧！就是瞪著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 所以，不管幹什麼，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麼馬虎了，對付嘛！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產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面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歷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歷滄桑使他們「身居颱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專制體制畢竟太強大，這種體制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只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眯著。」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別攀著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 一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沒的求不來」，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麼怎麼了而自己沒能怎麼怎麼，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彆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 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乾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彆扭」。再說，就算怎麼怎麼了，又怎麼樣 也不怎麼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闆，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著「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裡，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麼想怎麼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 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北京人為什麼特別會說話 這就說來話長 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著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