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 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嚮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鬍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只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洒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緻，反倒要「粗」一點才好。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緻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洒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粗放，這種粗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松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鬍子拉喳，身上貼著假胸毛，胳肢窩火臭等。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託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只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裡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著，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麵窩窩頭，但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裡面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柯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註腳。是 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不小。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感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里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氣象平凡」並不準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準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裡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質量，就不好說 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精緻的小菜來。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