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而斗；後半生，倔為鞏固政權而斗。他斗敗了兄弟，斗敗了權臣，斗敗了貪官，也斗敗了被他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爭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倔認為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不是大主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極為罕見了(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公佈於眾，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會製造這樣的奇案。
製造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收入鄭一的雍正特諭兩道。兩道特諭，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為大明報仇等。這是為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為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諭，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為"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為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辯。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岳鍾琪的信中的主要觀點；後二十四條，批駁曾靜一書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內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擬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先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為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內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複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諭和內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討論。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履行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蓍《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岳鍾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太祖高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為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這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
下面曾靜接著說，自從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來京，見聞漸廣，才知道真龍天子興於東海之濱，列祖列宗承承繼繼，不但非漢唐宋明可比，簡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說起來也只有文王、武王兩位聖君，稱得上是"極致"，哪裡比得上本朝，"疊疊相因，日遠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強!太祖高皇帝開創王基，太宗文皇帝繼體弘業，世祖章皇帝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澤，遍及薄海。到我當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縱聰明，恢弘前烈，創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達到禮樂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歸，乃道義之當然，參天地，法尤世，為天運文明之隆會。"最後曾靜辯解說："從前彌天重犯實實陷於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於聖世。"至此，這一問題辯完，並無下文。
其他的法庭辯論，中國史上獨此一份，世界史上想來也不會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氣勢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諾諾，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訴認罪轉彎之快和轉彎之大--本來指控清王朝不該得天下、雍正不該當皇帝的，此記得卻說清王朝超過了周秦漢唐宋明，雍正帝是最偉大的皇帝，還在於雙方使用的邏輯。得民心者得天下，順天命者為正統，這是雙方都承認的邏輯前提。據此，則只有證明清王朝順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證明其政權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這樣講，官司就打不贏了。也不是打不贏，根本就打不成。因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過民意測驗或社會調查來確定，順不順天命更是一個說不清的事情。因此，雙方都得另闢蹊徑。
雍正的邏輯是：你曾靜既然生在本朝，就應該知道本朝是順天命得民心的。這顯然是強詞奪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證明某朝合理，那麼，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便都可以證明希特勒"順天命得民心"了。曾靜的邏輯也很可笑。他的邏輯是：凡是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順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麼，新興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為什麼"都是"順天命、得人心的呢？因為不順天命就無從興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環論證。它使我們想起恩格斯嘲笑過的德國庸人邏輯：凡是合理的都會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們想起民國時一位軍閥的邏輯：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誕的邏輯，一書中比比皆是。
其實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的權力。有權不準別人說話，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來說，再沒理也能說得振振有辭。
雍正要向世人顯示的，便正是這個權力。專制帝王的權力向來就至高無上，可以生殺予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卻嫌不夠。他還要做到"君要臣說，臣不得不說"。豈止不得不說，還要說出"理"來。換言之，明明是專制，還要做開明狀。於是雍正也好，曾靜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確實費了老大精神，也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從接到岳鍾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態度就出奇的冷靜。他沒有暴跳如雷，也沒有草率從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種"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國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優待曾靜--當然是在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吃盡苦頭又嚇得半死以後。比方說，審訊時要和顏悅色，耐心開導；押解來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國的太平景象，體驗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澤；到京後住幽州別墅，過舒適生活，讓他知道悔改的好處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機密文件都賜給曾靜閱讀，讓他看看他辱罵的這個皇帝，空間是昏君、暴君，還是仁德之君、有為之君、開明之君。
曾靜這個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原本是窮鄉僻壤的一個窮酸秀才，哪經過這種場面，見過這種世面？很快就被雍正連哄帶嚇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盤推翻了自己過去對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決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說自己從前是畜生，現在才轉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檢討自己，說自己真是鬼迷心竅，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錯把恩人當仇人，真是應該千刀萬剮。但就是千刀萬剮，也要盡人子的孝心，盡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寬宥，倔曾靜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