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贏了，但贏得並不光彩。因為她在這一場較量中，使用了最可恥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機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類社會中最卑鄙下流的行為之一。無論武則天是出於何種動機獎勵告密，無論這些動機如何地被說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無論武則天登基後做了多少好事，有過多少貢獻，為她獎勵告密而作的任何辯解都是最無恥的讕言。我們可以不苛求武則天這個人，但不能不譴責告密。
告密和舉報是不同的。舉報出於公憤，告密出於私慾；舉報出於正義，告密出於邪惡。告密的動機無非兩種：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憤；或是邀功請賞，討好賣乖。反正不是為了損人，就是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著出賣。因為只有告發最隱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關係極為親密者，這些事情又何以知曉？可見告密不僅是報告秘密，也是告發親密，或者說是出賣。歷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賣主求榮，便是賣友求榮，不是出賣親人，就是出賣同志。所以，告密之風一開，社會風氣就會迅速污染，人類那些美好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便都蕩然無存了。
武則天當然不會不懂這個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舉報之名出籠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廟堂的四周各放一個類似於信箱的東西——銅匭，分別收集勸農務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狀和天象軍機四個方面的常人表奏，頗有些廣開言路、下情上達的意思。她自己也聲稱：「銅匭之設，在求民意暢達於朝廷，正義得張於天下。」可惜，在專制政治體制下，這些說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會變成一紙空文。真正的民意並不可能反映上來，反映上來也不會被採納，邪惡反倒可能假正義之名橫行於天下。原因就在於體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當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則天意也無非君意。這樣，即便有種種廣開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頂用的。因為說不說固然由民，聽不聽卻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論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則君主一人之好惡，也就成了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樣一來，大家當然都揀君主愛聽的話說，投其所好，以謀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則所謂「民意暢達，正義伸張」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話。
君主們愛聽什麼話呢？無非吹牛拍馬和挑撥離間。因為專制君主都有兩個通病，一是自以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專制君主的身邊，總少不了兩種人，一是馬屁精，二是告密者。馬屁精保證他感覺良好，告密者保證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過臣下們的相互攻擊，也很不錯。臣子們越是互不相讓，互不相親，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們如果團結一致，那他這個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歷朝歷代的君王，幾乎沒有一個不愛聽人吹捧，也沒有一個不愛聽人告密的。不過，歌功頌德的話不妨公開來講，投入那銅匭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則天不一定欣賞告密，卻需要告密。她必須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對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們狗咬狗。對於這一類的權術，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舉報和告密混淆起來，而且故意對舉報不實者不予追究。這就不但是獎勵告密，而且是鼓勵誣告了。道理很簡單：告別人一下，運氣好一點，沒準能扳倒仇人，或撈他一把。運氣不好呢，也沒什麼損失，豈非不告白不告？
其實在這最黑暗的年代，幾乎沒有什麼人會「白告」。因為武則天不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養了酷吏集團。這些人比武則天還要喜歡告密者。他們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專業戶」，對告密自然有一種「職業興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為一丘之貉，很歡迎他們加入自己的隊伍，結為狐朋狗黨，或雇為打手耳目。再說，如果沒人告密，他們就沒有事情做，豈不是要砸飯碗？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沒事找事，無風也興三尺浪，現在既然有人告密，豈有不煉成大獄之理？結果，某人只不過撇了一下嘴巴，到他們那裡就變成了誹謗朝廷；某人不過只是發了幾句牢騷，到他們那裡就變成了妄圖謀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們有的是辦法。一是集體誣告，即買通僱傭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發，眾口一辭地誣告某人謀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為真，被誣告者有口難辯。二是嚴刑逼供。比如索元禮、來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種，名稱也十分嚇人，有「死豬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說「死豬不怕開水燙」，又說「好死不如賴活著」。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讓死豬發愁，恨不能馬上就死，可見比開水還厲害，比死亡還可怕。第三種辦法更便當，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腦袋，然後在預先寫好的供詞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這麼多辦法，什麼案子不能小題大做，變成必須從重從快的大案要案？
實際上酷吏們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為武則天嘴巴上說要聽取民意，其實只對謀反案有興趣。既然是謀反，那就不是一兩個人的事了，非得有謀反集團不可。於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謀反，他的親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著倒霉。這樣一來，恐怖的氣氛便立即傳遍全國。沒有人知道自己會不會在某一天被告發，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會不會在某一案件中被牽連。除酷吏們外，每個大臣在上朝時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訣別，散朝時都要慶幸今天又能活著回家。一個王朝的政治氣氛到了這個份上，按理說恐怕就離垮台不遠了。
然而武則天的政權並沒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後，新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還當真出現了新的氣象。這些成就甚至連武則天的敵人也無法否認，而且被視為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其實這事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武則天一當上皇帝，便迅速地調整了政策，由高壓一變而為懷柔，由恐怖一變而為開明。這既是武則天高明之處，亦無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則天畢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殺人狂，而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處，不同的時候應該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們頭頂上的天空一樣，有時候和風細雨，有時候雷霆萬鈞。生與殺，愛與恨，寬容與忌刻，撫慰與整肅，全都取決於政治的需要。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這個非凡的女人不惜翻雲覆雨，左右開弓，也不惜出爾反爾，翻臉不認人。
武則天在臨朝稱制之初曾對臣下說過：「朕情在愛育，志切哀矜。疏網恢恢，實素懷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這話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則天確實並不真心喜歡苛政，也不真心喜歡那些卑鄙下流、陰鷙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個可以稱得上「雄」的人，無論他是英雄、豪雄、梟雄、奸雄，在內心深處都不會喜歡這些東西。所不同者，僅在於有些雄者完全拒絕這類下流角色，有的則把他們視為糞桶便器一類的東西，不可沒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則天就是這樣。她手下最有名的三個酷吏：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官階都不高，職位都不重。除了羅織罪名、誣人謀反，也沒別的什麼權力。道理很簡單：第一，這些傢伙能力不強，學問不多，人望不高，靠他們治國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並不願意自己的國家紊亂無序、民不聊生。第二，這些傢伙都是鷹犬，而鷹犬是不能喂得太飽的。喂得太飽，他們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則天對告密者的厭惡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這些王八蛋。當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來發難，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傢伙來開涮。如意元年亦即長壽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則天為了表示虔心禮佛，心血來潮，下令禁止屠殺牲畜和捕撈魚蝦（這項禁令在八年後因鳳閣舍人崔融的勸諫而被廢止）。右拾遺張德因為喜得貴子，違禁殺了一隻羊，宴請同僚，結果被一個前來赴宴的人告發。武則天卻在朝會上將告密信交給張德觀看，還對他說：以後請客，最好先看清人頭，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餵了背後咬人的狗。眾目睽睽之下，那個名叫杜肅的告密者當眾挨了一耳光，臉上火辣辣，心裡灰溜溜，從此抬不起頭來，再也沒臉見人。
武則天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麼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風氣也是她鼓勵的，現在卻把告密信交給被告看，豈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張，而且故意出賣自己的走狗？但對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賣者，沒有什麼比當眾揭露他們出賣他們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戰爭只能由戰爭來消滅，出賣也只能由出賣來遏制。而這種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則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則天，已不是當年那個臨朝稱制、名不正言不順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聖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氣象。當務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調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讓人們感到幸福和安寧。黑暗、恐怖的歲月只能屬於那個該死的李唐，不能屬於光輝燦爛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懸，豈能再容魑魅魍魎橫行？因此，告密這種卑劣的行徑應該根除，而告密者則應該受到鄙視。杜肅這個蠢貨在這個時候還想用這種卑鄙下流的辦法來討好賣乖，簡直就是自討沒趣，愚蠢透頂。
於是，武則天決定用他那不開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