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長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兩位,一位叫栗本鋤雲,銜頭是「外國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順,銜頭是「軍艦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長官,輔助征夷大將軍處理一切政務,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軍機大臣。和軍機大臣一樣,「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設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猶如中國的軍機領班。不過,「大老」不是常設職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櫻田門之變」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後幕府就沒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國奉行」即相當於「外交部長」,「軍艦奉行」即相當於「海軍部長」。
使團帶來了幕府正式請求中國出兵「助剿」的國書,以及天皇准許幕府向中國提出這個請求的「敕許」;幕府指授使團簽署抵押借款協議的授權書,還有德川家茂寫給關卓凡個人的親筆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體制,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當然也包括外國打交道的,什麼話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說,簽了協議,再跑到京都去請天皇「敕許」。
乍一看,這個「幕藩體制」,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國家元首,「虛君」,「敕許」——就是簽個字,不過是履行通過法案的最後程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制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制」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天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天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說天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說,「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制」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佔有壓倒性優勢,天皇就很乖,將軍說啥就是說。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天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天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天皇來說,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說,可以挾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里「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簽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麼「天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天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天皇鬧起了彆扭,死活就是不肯簽。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天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嘩然,政敵藉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天皇敕許」,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裡通外國」了嗎?
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要拿到這個「敕許」。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沒有這個東東,長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亂臣賊子!」
看幕府的國書,言辭懇切,但謙而不卑。裡邊自稱日本為「小國」,而稱中國為「大國」。關卓凡微微一笑,心說這個言下之意,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沒有上、下之別,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兩個國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親筆信,自稱「弟」,極美關卓凡之功勛,表示要和貝子同心協力,奠定兩國兄弟邦誼萬世不易之基。
關卓凡想,是大國小國還是上國下國,是哥哥弟弟還是老子兒子,咱們打完了仗再說吧。
接見日本使團之前,關卓凡先聽取了徐四霖的彙報。
徐四霖從日本一路陪著使團過來,海路反覆,風波出沒,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團啟程的時候,德川家茂已經到了大阪,建立了將軍行轅,開始籌備征長事宜。德川慶喜則到了京都,出任『禁里御守衛總督』,負責掌握上方情勢。可以說,現在的幕府,已經從江戶搬到了畿內了。」
京都及附近地區稱為「畿內」,大阪也在這個範圍內。江戶距長州藩較遠,畿內則近得多,而且大阪是海港,從大阪出發,可以水陸並進,直逼長州。
所謂「上方」,指的是天皇之所在,就是京都了。
關卓凡微微一笑:「全力以赴啊。」
徐四霖也笑了笑,說道:「是。不僅如此,在此之前,幕府發布將軍敕令,要各藩『清理內賊』,很是殺了些人。」
這個「內賊」,指的當然是「尊王攘夷」一派。
說來弔詭,劍指幕府,原時空最終陷幕府於滅頂之災的「尊王攘夷」運動,始作俑者,是德川家自己的人。
日本最早的「尊王攘夷」風潮,興於幕府「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幕後的推手,就是藩主德川齊昭。
這個德川齊昭,就是德川慶喜的老爸。
前文說過,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的繼任人選上,有擁立德川家茂的「南紀派」,和擁立德川慶喜的「一橋派」,最終「南紀派」勝出,德川家茂繼位為十四代將軍。家茂上台後,「一橋派」頗受打壓,包括領袖德川齊昭、德川慶喜父子本人。
所以,水戶藩玩「尊王攘夷」,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南紀派」的勢力,是出於德川家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既非對天皇有啥特別感情,也非因為他們特別討厭洋人。
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這就是日本「尊王攘夷」的最初由來。
上面提到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就是「南紀派」的幹將。《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簽署後,率先向他發難的,正是德川齊昭為首的「一橋派」。井伊直弼大興「安政大獄」,主要打擊目標,也正是這一班人。
而「櫻田門之變」中刺殺井伊直弼的,是水戶藩的脫藩浪人。
兄弟鬩牆而外侮生,水戶藩沒想到,「尊王攘夷」這把火燒掉的,是整個德川家,自然也包括水戶藩自己。
不需要等到伏見、鳥羽之戰,現在這把火就要燒向水戶藩了。
「尊王攘夷」這個把戲玩到後來,水戶藩的「尊攘派」過於投入,已經忘了本藩「尊攘」的初衷是什麼了,真心實意地「尊王攘夷」起來。而這個時候,德川慶喜、德川家茂哥倆早已達成和解,德川慶喜已經成了幕府的實際話事人——這種情形下,你們還鬧,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