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軍機處奏准，進京陛見的官員，入宮之前，不禁和周圍往來。外省官員進京陛見，並非甫一抵京便能獲得召見，因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幾天的。這些官員在京的日子有限，這麼呆在公館裡無所事事，實在是浪費時間。
當然，京籍的官員，陛見之前，還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燾也四處走動了一番，但不論相交深淺，都只能虛安慰他，因為確實沒有人知道對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說，恭王去留未定，關貝子還在上海，總得等這個天字第一號官司有了眉目，才談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這倒是見得深。
郭嵩燾只好耐著性子等。
終於「等來了」。
等來的不是通知入覲的時間，而是任命他為「顧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的上諭。
和上諭一塊兒過來的，是嶄新的一品朝服，亮紅珊瑚頂子，仙鶴補服。
郭嵩燾目瞪口呆。
到潘祖蔭家傳旨的是醇王——這個傳旨的欽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燾的意料。
領旨謝恩之後，郭嵩燾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請教，這個「顧問委員會」，是怎麼一回事？
醇王笑著搖頭，說道：「我也不曉得。『管部』的是關逸軒，他是你的頂頭上司，你直接問他好了。」
醇王剛走，關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燾趕忙奉還名刺，對貝子府的來人說。隨後就過府拜見貝子。然後換上新的朝服，打轎往柳條衚衕而來。
臨行之前。和潘祖蔭小議了一番。
潘祖蔭也不曉得「顧問委員會」的來頭，不過，潘祖蔭對關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對郭嵩燾說道：「筠仙，咱們這位貝子，有氣魄，有手筆，是個辦大事情的。既然他親自『管部』，這個『顧問委員會』。大約錯不了。」
到了毅勇忠誠貝子府，禮遇同文祥，門房上面關照轎子一直抬到二堂階下，關卓凡已站在階上相迎。
郭嵩燾跪下行禮，關卓凡親手相扶，說道：「筠翁，你是前輩。這個禮我當不起！」
郭嵩燾起身，關卓凡執著他的手，含笑說道：「仰慕已久，得睹風采！筠翁，我還記得你的那句詩，『人生都是可憐蟲』——我每一念及。都是大暢心胸，端的是寫盡天下人、畫完世間像！」
郭嵩燾驚喜莫名，這位關貝子，居然連自己這首打油詩一般的「戲作」都曉得？
說是「戲作」，其實是「孤憤之作」。
咸豐九年。即1859年，英法軍艦屯集大沽口。郭嵩燾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軍中幫辦軍務。僧王既看不起漢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燾以學識風骨，也不肯對僧王摧眉折腰，所以兩人處的並不愉快。
郭嵩燾旋奉皇命，赴山東煙台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並致送厚禮。可郭嵩燾自定章程，「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
他認真查賬，嚴加整頓，清理積弊。稅收是增加了，但山東地方怨聲載道，隨行的人員也因為不能發財而暗地不滿。
僧格林沁趁機會同山東巡撫文煜，聯手發難，彈劾郭嵩燾。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燾以「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
郭嵩燾被迫返京，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
回京路過獻縣的時候，旅邸題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蟲，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術，大都如草只隨風。」
這首詩並未「刊行」，不曉得關貝子是如何曉得的？
郭嵩燾說道：「慚愧，鄙陋之作，有污貝子耳目。」
關卓凡大笑道：「筠翁，這是『金句』！正因為『人生都是可憐蟲』，我輩才要每日奮發，就算成不得龍，也要做一條筋骨強健的大蟲子！」
幾句話，郭嵩燾被這位小自己二十幾歲的年輕旗人，講得熱血沸騰，頓時就起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念頭。
這個名揚四海的關逸軒，真正是名不虛傳。
那個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這個關逸軒比，真是「兩世」的人！
還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癢處，郭嵩燾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換了便服，延入書房，關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從美國帶回來的葡萄酒」，不過，這一次，沒扯「法國」就是了。
關卓凡說道：「筠翁，洋人飯前飯後，都要喝酒，咱們也學一學。先喝一點酒，我再請你用一頓便飯，大冷的天兒，羊肉火鍋如何？」
逸興遄飛，這麼痛快的一頓酒，這麼痛快的一頓飯，郭嵩燾不記得，已經多少年沒有用過了？
為人攻訐去粵，以為橫遭波劫，正在悲憤莫名，突然發現：原來是天降大任於我之前的琢磨！那種痛快，已經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擬的了。
郭嵩燾的感覺：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門，開了一條縫，門外的光芒透縫而入。自己扒著門板，從門縫中看出去，但見光景綽約，已足夠動人。
現在，關卓凡替他將這扇門完全推開，明日世界，豁然開朗，萬千繽紛，目不暇給。然後關卓凡攜著他的手，說道：「筠仙，咱們一塊兒走出去！」
郭嵩燾的心念是：怕什麼粉身碎骨？
關卓凡啟用郭嵩燾，是在左宗棠入粵之前，就已經定下來的章程。關卓凡暗中慫恿左宗棠驅郭，一方面是要謀廣東這塊地盤；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燾趕進自己的懷抱中。
關卓凡的眼中，若論目光之犀利透徹，觀點之卓妙超遠，清末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這位郭筠仙。什麼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都得向後排。
首先，郭嵩燾對清末的積弊的認識，極其深刻。
這可以從他評價肅順的一段話中窺得端倪。
郭嵩燾為肅順所信用，但他對肅順嚴刑峻法的政策的評價卻並不高。
「國家積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
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以例文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
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
可以看出，郭嵩燾認為，清末的問題，已經是「體制」的問題，是「系統」的問題，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的問題。整個機體都腐敗了，切掉什麼部位都不解決問題。極可能，切下來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這個機體的組成部分，和機體布滿同樣的病菌，甲乙同體，以甲攻乙，不過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個機體不發生化學變化，也即不對整個制度進行改革，單純做肅順那種物理層面的加減法，沒有用。
不久，肅順就以「棄市」的悲慘結局驗證了郭嵩燾的預言。
這個時候，郭嵩燾還沒有想清楚如何從制度層面改革國家，只是含糊地認識到必須「崇實政」。
原時空，到了光緒元年，即1875年，郭嵩燾的思想已經成熟了。他在《條陳海防事宜》中說，單單將西方的強盛歸結為船堅炮利是錯誤的，中國若單純學習西洋的兵學「末技」，「如是以求自強，適足以自弊」。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方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