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皇太后在關貝子的房中呆了許久許久，不知道到底說了多少軍國大事？
房門終於開了，關卓凡出來，傳太后的口諭，叫了玉兒進去，自個在門口候著。
又過了許久，房門再次打開，玉兒攙著，聖母皇太后儀容端莊，一步一搖地走了出來。
關卓凡乃恭請聖母皇太后移駕正廳，然後傳膳。
進完了膳，放賞。
貝子府的「回賞」很重，太監一千兩，宮女一千兩。
鑾駕回宮，貝子府闔府跪送。
到這兒，關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辦完了，聖母皇太后的儀從出了柳條衚衕口後，他回到府內。
院子里一株臘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後說的一番話，又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那個姓呂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關卓凡萬料不到她會問這個，腦子裡面飛快地打了幾個轉，居然是這麼回答的：「比不得太后國色。」
慈禧撲哧一聲笑了：「你滑頭！」
嘆了一口氣，柔聲說道：「這個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還什麼都沒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說下去：「這個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陳玉成、勝保、德興阿，哪一個有好下場？」
聖母皇太后的聲音愈發溫柔：「我不是吃乾醋。你要女人，多少沒有？可不要誤了自個兒。這個呂氏，離她遠點，給她一個衣食無憂就是了。」
雪花飄了下來，暗香浮動。紅蕊斜枝，那個明艷不可方物的形象裊裊地出現在眼前，關卓凡渾身一陣燥熱。
勝保死後被抄了家，關卓凡求情，朝廷「發還家產」。關卓凡對「勝四嬸」的義務算是盡了。
還有一位「嬸子」，該拿她怎麼辦呢？
不知道，忍一忍，從上海回來再說吧。
第二天，關卓凡便動身赴滬，用的名義是「奉旨觀風巡閱」。還是欽差大臣一枚。
計畫是先到天津，對軒軍駐地情況做一番考察，然後在大沽口上船，浮海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沒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淚相送，關卓凡心中老大過意不去。岔開話題，囑咐她們可以開始籌備圖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選定日子，自己從上海回來之後，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關一過，就給他們兩個成親。
關卓凡離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摺子。題目叫做「劾議政王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
蔡壽祺的劾折和關卓凡的離京前後腳，關連痕迹明顯。但關卓凡以為，現在還「避嫌」，純屬脫褲子放屁。現在必須效率第一；而且，擺明軍馬，有立威和逼人站隊的作用，以免接下來有過多的人首鼠兩端，把這場仗打成個不勝不敗、不死不活的局面。
蔡壽祺的這份摺子洋洋洒洒數千言，頭是這麼開的，「為時政偏私。天象示異，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請旨飭議政王實力奉公，虛衷省過」。
然後就開始長篇大論「天象示異」。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應」是核心之一。「天象示異」代表老天爺對地面上的政治不滿意，以「異象」做出警告。下面為政的不改正，老天爺就要發飆了，最嚴重就是換人來干，「王朝輪替」。
日蝕、月蝕、地震這種高級別的「異象」不用說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風、大霧、冰雹、蝗災、瘟疫、泥石流、沙塵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後世之「霧霾」也可以算進去。
總之，所有的自然災害都可以歸攏進「天象示異」。
還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們反季節開放，也算。
還有，河水變顏色、泉水從地下冒出，也算。
還有，哪兒生了個「雙頭人」，即後世所謂「連體嬰兒」，也算。
這種神經兮兮的理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驗。
比如王朝後期，財政枯竭，政治腐敗，行政能力愈發低下，防災、抗災的能力就跟著降低，包括無力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中國最主要的兩種自然災害——一個澇、一個旱，便愈發頻繁。
王朝後期，動亂增加，戰爭進一步破壞了防災、抗災的能力，自然災害隨之大幅度增加，「大戰之後有大災」不是虛言。
現在的清朝正是已進入「後期模式」，甚至有開啟「末世模式」的跡象。
其實，就算太平盛世，中國這麼大，又有哪年沒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
所以，只要有「政治需要」，這種所謂「天象示警」，什麼時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壽祺建議以此為突破口，關卓凡以為很有道理。
因為在「天人感應」的理論中，宰相「燮理陰陽」，所以，既然「天象示異」，那麼就是「宰相之責」了。
當朝「宰相」是誰？可不是什麼「大學士」。清朝後期的「大學士」，基本上就僅僅是個榮譽銜頭了，有位置，沒實權。
實際的「宰相」，是「軍機處領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為所有的自然災害、包括洛陽李某家裡的那個「雙頭人」負責任啊。
那麼，宰相出了什麼問題叫老天爺這麼不高興呢？
這就是摺子的題目里的那四件事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
這套邏輯，非常完美，關卓凡想，以後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當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動科學昌明吧。
蔡壽祺羅列了一大堆「天象示異」，看的慈禧和慈安心驚膽戰——兩位御姐可是信這個的。
趕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面」發那麼大的火？
「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中的重點是「貪墨」。
劾人「貪墨」要有證據，不然就沒有什麼殺傷力了。
有沒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門包」制度。
其實哪個王公重臣的門房都是收「門包」的，但別人的「門包」是落在「門房」個人腰包里的；而恭王府的「門包」，王府要從中「分成」。
這個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來的。恭王府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頗以為苦，於是桂良獻計，派「賬房」到「門房」坐著，客人給「門房」的「紅包」，一律先收上來，然後再將其中部分返還「門房」，其餘的，留在賬房。
以前給五兩的，現在就得給十兩。因為如果還給五兩，落到門房自個手中，就只有二兩、三兩，這個門，你還想進去嗎？
給十兩門房也不會有更好的臉色，因為落到他手裡的還是五兩。
大伙兒既知道恭王府有這麼個規矩，給門房紅包等於「孝敬」恭王，還能落下個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門包」的「行情」就愈漲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張一百兩的票子。
這種情況下，返還給門房的，就不止五兩了，會多一些，大概十兩八兩的樣子。
於是，真正把「小額納賄」變成了公開的「制度」。
恭王每天接見的客人是有數的，且都是高級官員。大多數低級的官員是由王府的長史接待的。很多時候根本無人接待，純粹過來打個花呼哨，就為了給門房送個「紅包」，在恭王府賬房那兒留個名字。
到了後來，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該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的事，也先來恭王府「報到」，給了「門包」，再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這個「制度」確實解決了恭王的開支問題，但卻給不少清苦的中下級官員造成了不小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