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樣子越來越糟。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凄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里，再沒有誰比他們更使我痛苦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佔領，早請示，晚彙報，如有閑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鬱鬱寡歡。象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充分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慾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凄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麼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里，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裡，只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文化革命之後，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的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里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一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裡描寫得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
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一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淫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里。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干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一句話： 「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象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一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在我的同學裡，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象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一位達到這樣的級別。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麼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裡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麼，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裡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個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裡，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