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新疆，一切都讓我覺得新奇和讚歎，在茫茫戈壁上看長河落日、大漠孤煙，那是我過去只在小說和詩歌里想像過的意境。到新疆半個月後，我們出發到喀納斯湖拍大紅魚，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拍攝如此奇幻的題材。
很多旅遊愛好者應該都聽說過，喀納斯湖出現過一種體形巨大的魚的傳說，當地人管它叫大紅魚。關於大紅魚的故事流傳甚廣，幾十年來，無數科考隊的專業人員，帶著專業設備，帶著揭開「喀納斯大紅魚神秘面紗」的夢想來到喀納斯，但他們在湖邊守候了很久，結果都是無功而返，誰也沒有揭開過大紅魚的真面目。和那些專業科考人員比起來，我們就像一幫草寇，雖然只有電視台的攝錄設備，但還是帶著無限的期待，去到喀納斯湖。我們很清楚，對於《西域風情》這部紀錄片來說，記錄關於喀納斯湖大紅魚的傳說是不可缺少的章節，我們只是需要記錄一個行程，記錄這裡的人們關於大紅魚的講述，我們並沒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紅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新疆的開放程度還很低，旅遊業也並不發達，聽說過喀納斯湖的人也不像現在這麼多。要上喀納斯，頭一天必須住到布爾津縣。我們在縣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納斯進發了。我記得從我們住的招待所到喀納斯，直線距離大約是九十多千米，沒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開了十一個鐘頭。我們當時開著的是兩輛豐田4500越野車，車是好車不說，兩個司機也很厲害。他們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駕駛員，一個叫劉新生，一路上跟我關係特別好，另一個叫余建設，都四十多歲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駕齡的老司機，其中老余當年還給彭加木開過車。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羅布泊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時意外失蹤，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傳說，吸引很多人去追尋真相，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疆還有「尋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動，只不過後來那些活動更多的只具有象徵意義了。一路上，我們一沒事兒就逗老余，問他是怎麼把彭加木給弄丟的，老余每次都特彆氣憤地說：「我說過一百遍了，我是給彭加木開過車，但彭加木丟的那次不是我開的車，他的失蹤跟我沒關係！」
在新疆給我們開車的這兩個司機是迄今為止我見過的最牛的司機，不僅車開得好，還會修車，而且作為科學院的司機，經常給各種科考隊開車，他們也具備了野外科考的各種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裡宿營，露營地有沒有可能發生雪崩，會不會發生泥石流，車怎麼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類是可以食用的，什麼樣的雲出現了就會變天等，都已經成為他們的本能意識和常識。對他們來說，除了發動機壞了沒辦法修，路途中發生什麼問題他們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聽他們講各種見聞，對我來說也是很開眼界的事情，因為那些事情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經歷。但即便如此，去喀納斯湖的那一路，兩個司機還是經常要一前一後停下來商量該怎麼走，因為我們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個山頭，道路之艱險無以言表，經常開著開著就沒有路了。他們之間的對話有時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比如，他們中一個會說：「你去年不是來過嗎？」另一個回答：「我去年來的時候這個地方不是這樣的。」一路上，我們經常需要停下來一起搬石頭，填好路才能繼續往前走。開不了一會兒，又停下來，把橫在路上的樹搬開。兩個司機還要經常商議怎樣安全經過那些大坑，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走。
在新疆的三個月經歷了很多次驚險的山路，喀納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幾千米高的阿爾泰山脈上，在極其狹窄和崎嶇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是手緊緊拉著車頂的把手，屁股懸空，一車的人看著窗外繚繞著的觸手可及的白雲，身上一陣陣冒冷汗—這要是掉下去了，可連根骨頭都撿不回來。
在那樣危險的路上，還經常會和迎面而來的卡車會車。眼睜睜看見白雲深處緩緩冒出來一輛車，雙方就對峙在了海拔幾千米高的狹窄山路上。每每遇到這種情況，兩位司機都表現得異常淡定。雙方司機下車，走到一塊兒點起一支煙，商量怎麼通過。解決的辦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剛剛路過的後面不遠的地方有個凹進去的稍微開闊一些的地方，於是就近的一方倒車，慢慢倒到那裡避讓。這種時候司機們從不吵架—在那種路上吵架等於找死。商量好之後，一方慢慢地像蝸牛一樣往後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開，等到了說好的地方，兩車一寸一寸地交會，慢慢錯開—我經常感覺到我們車的輪胎已經有一半到了懸崖外面，但每次總是安全通過。之後一身冷汗。在那樣危險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幾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萬劫不復的慘劇，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翻山越嶺和這樣驚心動魄的會車後，我對兩位司機的景仰真不止亞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那天，我們早上九點出的門，已經翻過好幾座山頭了，我總是問劉師傅：「還有多久到？」他總是回覆我：「不知道。」後來老劉告訴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納斯，但幾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類的情況，路況根本無法預計，所以也就無法估計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