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後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台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裡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里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麼看法。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談話、採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里他走到哪裡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麼感覺，不像罵你那麼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是江蘇電視台最低谷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台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裡面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面對面》、《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儘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但在中國這兩個話題都不可能放開談。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麼「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談左撇子的生活）之類的—這種話題的「實話」又有多少價值呢？於是在《走進直播室》，我們整天找的也是諸如「城市公共廁所太少」、「打折騙局」之類無病呻吟的話題。話題定下來後，得找三四個嘉賓上節目，然後我就根據邀請的人寫台本：節目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談什麼，話題怎麼遞進等。有很多次領導看了我的台本後說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寫話劇啊？」本來談話節目就不需要什麼台本，是領導非要看台本，我怎麼辦？
很快我發現，台本真是不用寫的，因為這種節目如果請對了嘉賓，你什麼都不寫，人家也能說得很好，要是請的人不對，台本寫得再好，節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個話題實在找不著合適的嘉賓，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說：「你那麼想出風頭嗎？」我沒吭聲，剪片子的時候我發現，除了自己講的還有點兒意思之外，其他嘉賓的話我都想剪掉。就這樣，我當過幾次節目嘉賓，逐漸上了癮，一來不必寫台本了，二來還能多掙兩百塊嘉賓費。
就這樣混了一年多，主任沒少罵我，說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樣，但這並不能讓我沮喪。讓我沮喪的是，那時的江蘇台財務狀況糟糕到了極點，一線記者、編導們半年才能報銷一次。那一年我窮得跟什麼似的，口袋裡永遠沒有錢，抽屜里永遠裝著厚厚一堆等待報銷的發票和稿費單。一想到那個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簡直就是—天上人間！
終於有一天，《走進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興。我被調到一個新開的體育新聞欄目干老本行—儘管我並不懂體育，但還是高興了一陣。更讓我走狗屎運的是，去了沒多久，那個欄目的製片人就被提拔了，調走了，欄目組剩下的人裡面就我一個是正式工，其他都是臨時工。於是在領導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當上了製片人。
當了一年製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領導班子大調整，景志剛成了我的領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景志剛是徹底改變我命運的人。當時景志剛調來我所在的城市頻道任總監。一來就要求所有的欄目製片人重新報名，競聘上崗。我生性懦弱，懼怕一切競爭，也不想去競什麼聘，就壯著膽子跑去向他彙報：「景總，我現在是體育新聞欄目製片人，你要覺得我能幹，我就好好乾。你要覺得製片人我幹不了，我還可以干記者，干記者不行，我還可以干攝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頻道待著。」他沒有任何錶情地聽完之後，看了我一眼說：「你不用競聘了，繼續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