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得利啤酒的案件報道後，我深刻感受到媒體的力量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與專業判斷有多麼重要。而《都市傳真》正好給了我發揮這種能力與責任感的平台和機會。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節，我正和家裡人在包餃子，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一個小孩兒被繼母虐待，已經被打得送醫院搶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報道的那個攝像，火速趕到南京軍區總醫院。
那個被打的孩子才六歲，被打得腸子都斷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幾根管子，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別懂事兒，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著什麼話都不說，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淚。從小孩兒的外婆那裡得知，孩子叫鮑洋，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父母離婚後鮑洋跟了爸爸，結果那個打流混世、靠女人過活的男人，又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那個女人經常虐待鮑洋，最後把孩子打成了腸穿孔。
從醫院出來，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於南京老城南的一個四合院。鄰居們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慘遭遇—繼母有時連水都不給喝，孩子渴極了就喝雨水或者鄰居放在院子里的盆里的髒水，而且三天兩頭挨打，等等。採訪結束後，我沒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採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大約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彙報後，立刻調整播出計畫，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後，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道。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台里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了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
當時還沒有什麼收視率一說，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觀眾的電話，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錯了偶爾會來幾個電話，以至於那天突然接到那麼多電話，值班的領導都震驚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晚，主任又給我打了電話，說第二天要跟蹤報道下去，為此還專門安排了兩路記者給我。
第二天，當我趕到軍區總醫院時，小鮑洋的病房門口已經全是人了。護士說，節目一播完就有觀眾跑到醫院來看孩子了，還有人當場捐錢。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影響已經很大了：小孩兒的病情如何，治療費用如何落實，有沒有後遺症，打人的兇手在哪兒，如何懲處等，都是觀眾關注的焦點。這條報道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我們自然要給公眾一個交代。頻道為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個欄目，把時間和記者人力都抽調了過來。等到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我已經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寫稿和剪片，讓同事們出去採訪、拍攝。到第四天，演變成我只能睡在單位，同事們拍回來的錄像帶鋪了一地，剪片子的時候找鏡頭都要找半天。
這個系列報道一共做了四期，我還記得上字幕時，第一期職員表是記者孟非，攝像疏洵；第二期記者名字就有六七個了；第三期，記者人數變成了十幾個；到最後一期，字幕幾乎就是當時整個頻道的人員花名冊，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鐘。
整個報道放到現在來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頭採訪市民，一問都看過這個報道。採訪的時候很多人當場就捐款，我們一一登記，並把捐款在節目上公布了出來。結果忙中出錯，最後交上去的錢和登記的錢差了一百塊，我和攝像只能自掏腰包補上了。
我的主任平時審片總以罵我為樂事（他審片時罵我已然成為我們那層樓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人覺得幹了一天活兒很累、很無聊，聽完主任罵我就覺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審那條片子時竟然流下了眼淚。
最後，這個「繼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七年—後來聽說，當時派出所只是準備關兩天就放人的。